新華網長春1月8日體育專電 王濛被禁，周洋缺陣，第12屆全國冬運會短道速滑開賽已兩天，公眾對這兩名冬奧冠軍的關注度並未因為她們的缺席而降低，“濛洋話題”依然是媒體和冰迷的輿論熱點。從2011年的中國短道速滑隊兩起負面事件，到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日前強調的“不做冬運項目發展歷史罪人”，本屆賽會在倡導文化辦賽回歸體育本質的同時也在向體育道德建設領域延伸。

　　“不知道！”“不想接受採訪！”經歷了一場場輿論風波之後，作為公眾形象的周洋依然沒有學會如何與公眾打交道，語言的冰冷堪比短道速滑賽場的冰面，這種表現與3日晚點燃開幕式火炬時的燦爛笑容形成強烈反差。

　　2011年，中國短道速滑隊連續發生了“麗江事件”和在青島的內部衝突事件，引起了社會輿論和公眾的關注。劉鵬形容其嚴重損害中國體育的良好社會形象和公信。王濛因此失去參加本屆冬運會的資格，與王濛私交甚篤的周洋也深陷一系列風波而狀態低迷。業內人士認為，“濛洋話題”的背後既有運動員個人性格修養使然，也折射出我國體育道德建設的新課題亟待完善。

　　我國競技體育實行的是舉國體制。多年來依靠這一體制，我國培養了大批競技體育人才，在國際賽場上取得輝煌成績，極大激發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伴隨著這一傳統體制而來的矛盾也日益凸顯——“金牌指揮棒”令運動員競技水平與文化修養呈現出失衡態勢。王濛、周洋這兩位昔日正面典型如今備受爭議，正是失衡態勢的冰山一角。

　　在日本和美國等體育和教育發達的國家，專業運動員是依照“小學—中學—大學”一條龍的教育體制培養的。而中國的體校式培養模式，讓青少年自小就放棄文化課學習專攻體育，唯成績至上，唯金牌獨尊，加之中國80後、90後的自我標榜特質，導致相當一部分運動員無法完成“內外兼修”，極端者甚至出現醉酒滋事、打架鬥毆、涉賭涉黑等，這些不僅在冬季體育範疇，在足球、籃球等一些大項目領域也時有發生。

　　中國德育文化有兩千多年的傳承歷史，81章的《道德經》有44章在論述“德”，諸如“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等。體育作為教育的分支，既在奪標也在育人，體教合一的人才培養體系如果脫離了道德建設則會淪為空談。前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也曾強調：“離開了教育，奧林匹克主義就不可能達到其崇高的目標。”

　　在北京奧運會後中國從體育大國向體育強國轉型的背景下，2011年第七屆城運會以“取消金牌榜”的方式對我國青少年體育人才的培養機制進行了有效的探索，但僅從物質角度入手還是不夠的，觸及心靈的完善才是未來一段時間的重要課題。

　　業內人士指出，“濛洋話題”不過是浮出較為明顯的焦點，在其之下還有一系列暗流涌動的矛盾和流弊，這些也深刻提醒中國體育界：人格培養比競賽成績更重要。文化水平與體育水平的同步提高，應該是我國未來體育發展的方向。中國需要能在競技場上爭金奪銀的優秀運動員，同樣需要人格健全的高素質優秀人才。個人的修養更能決定一個運動員甚至一個冠軍能“飛”多高、多遠。

　　如同利物浦傳奇人物香克利對足球的論述：“足球無關生死，足球高於生死。”古今中外的先賢哲人都在告訴我們一件事：先做人，再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