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記者在安徽界首市採訪時發現一個奇怪現象：一些農村學校在校學生人數和上報的統計表上的人數對不上，有的學校在校人數和上報人數能差出一二百人。據界首市教育局計財股統計員謝富強介紹，他們上報國家報表的基礎教育階段小學生的數字是51586人，而實際上落實撥款表上的數字是36234人，中間差了15000多人。國家下撥款的總數減去實際學生人數下撥款中間的差額是1063萬元。（1月8日《新京報》）

　　一個縣級市的教育局一年就騙取國家教育補貼1千余萬元，教育補貼簡直成了當地教育局的“提款機”、“搖錢樹”，真是讓人觸目驚心。看此事件，筆者想到了《紅樓夢》中一些小廝們的“濫支冒領”，界首教育局騙取國家教育補貼和紅樓夢中的“濫支冒領”應該屬於一個範圍。

　　《紅樓夢》是清朝初期的著作，當時的曹雪芹都明白了“濫支冒領”，以至於他筆下的王熙鳳善於管理，而且管理的井井有條。過了幾百年，可以説現在的管理制度相比幾百年前要規範了許多，但是“濫支冒領”還是那麼“簡單易行”，以至於一個縣級市就能輕而易舉騙取1千多萬的教育補貼，筆者認為這和上級部門監管不力應該有很大的關係。

　　監管不力就是説上級部門沒有盡到職責。對於涉及數千萬的資金，他們沒有認真審核，沒有仔細把關，沒有實地查證。界首教育局上報的學生名單，有很多都是編造出來的，如果進行實地比對，認真審核，應該會查出騙取伎倆的許多蛛絲馬跡。如果和公安機關進行學生信息的比對，也能發現並破除地方部門騙取教育補貼的手段。

　　對於動輒數千萬的教育補貼，上級管理部門怎麼會犯如此嚴重的錯誤呢？如果這種騙補事件被曝光，一定也會追究上級主管部門領導監管不力的責任。筆者認為，這很有可能上級主管部門也從中獲得了某些好處，也就是通常所説的回扣，這樣上下級就形成了利益的共同體。有錢能使鬼推磨，有回扣，當然可以使主管部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要他們大筆一揮，就可以成全下級教育部門的“好事”，也可以成全自己的“好事”。

　　除去上級部門監管不力之外，還因為教育補貼是國家補貼，是國家財政支出的。各級地方政府都希望分到各自的補貼多一些，因為國家的補貼不要白不要，而且不管是用什麼方法弄到自己的手中，也可以算是對地方教育事業的“貢獻”。而且以往很多補貼之類的上級撥款，很多都被挪作他用，成為地方政府部門的“搖錢樹”、“提款機”。這種狹隘的地方利益觀也是地方騙取國家教育補貼的主要原因。

　　而且，對騙取教育補貼的事件處罰太輕，也壯了一些地方教育部門騙取國家教育補貼的膽兒。按理説騙取國家教育補貼也是屬於詐騙行為，但是這不是個人的詐騙行為，而是地方政府部門對國家的詐騙行為，這有點像是兒子騙老子，所以對這種騙取教育補貼的行為往往處罰力度不夠，以至於使界首教育局這樣的部門更加的膽大妄為。如果對騙取國家補貼的行為施以重罰，相信沒有那個地方那個單位的領導會鋌而走險。

　　最後，希望有關部門能夠對界首教育局騙取教育補貼的事件進行詳查，也希望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和地方教育部門認真吸取教訓，堵住教育補貼被騙取的漏洞，真正把教育的錢“好鋼用在刀刃上”，並且做到公平公正分配教育資源。別讓教育補貼再成為地方教育部門的“提款機”、“搖錢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