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小莫／畫

　　□一家之言

　　楊文浩

　　近日,記者在安徽省界首市採訪時發現一個奇怪現象:一些農村學校在校學生人數和上報的統計表上的人數對不上,有的學校在校人數和上報人數能差出一二百人。據界首市教育局計財股統計員謝富強介紹,他們上報國家報表的基礎教育階段小學生的數字是51586人,而實際上落實撥款表上的數字是36234人,中間差了15000多人。國家下撥款的總數減去實際學生人數下撥款中間的差額是1063萬元(1月8日《新京報》)。

　　虛報學生人數,騙取財政撥款,既涉及近千萬款項,更涉及公權濫用,但這樣的新聞在許多人眼中稱不上“新”。這些年來,虛報學生人數、虛報低保人數,虛報重點工程層出不窮,許多事情就發生在人們身邊,以致讓人有些“審醜疲勞”了。

　　欺上瞞下的騙取補貼的現象之所以屢屢發生,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騙取的成本太低,而收益很高。筆者曾經了解過一個案件,某縣財政局與某工程辦合夥一起虛報重點工程,騙取國家轉移支付幾千萬元,財政局得大頭,工程辦得小頭。事發後,工程辦一小科員因為挪用了一些錢自己私用被判刑,但財政局領導們都安然無恙。原因在於,財政局騙取的款項都歸在單位的賬上,都是用於“公用”,而工程辦小科員挪用了錢是用於“私用”。

　　事實上,許多大規模的虛報學生人數、虛報低保人數、虛報重點工程騙取國家資金的事件,都是集體行為,因為如此大規模的造假,涉及許多環節,需要組織和多數人來配合。而且,騙取來的國家資金,大多也是入單位的賬(包括小金庫),因為如此鉅額的撥款下來,個人很難將其獨吞。這就意味著,許多騙取國家資金的行為,基本上不可能追究個人的刑事責任。

　　個人貪污、挪用公款要被判處挪用公款罪、貪污罪,個人從銀行騙取貸款要被判處騙取貸款罪、貸款詐騙罪,但是,下級行政機關騙取上級行政機關的財政資金、轉移支付,僅僅因為是用於“公用”,卻沒有人需要承擔責任。這就暴露出法律的漏洞,那些動輒騙取國家資金幾百、幾千甚至幾億元的官員,居然不需要負任何刑事責任,這就助長了某些官員欺上瞞下,虛報人數、虛報工程蔚然成風,這才讓許多人見怪不怪。

　　而事實上,這些所謂騙取國家資金用於“公用”的行為,一點兒也不比貪污等用於“私用”的行為危害性小。因為,某些政府部門和官員用不正當手段騙取國家資金,從一定程度上鼓勵了其他公民不擇手段去達到自身的目的。況且,下級政府騙取上級政府資金,打亂了上級政府的統一部署,虛報了實情,也讓其他應當獲得補貼的下級政府不能獲得應有的補貼。此外,通過這種不正當手段騙取國家資金的行為,是在暗中操作,極易滋生行賄、受賄、貪污等腐敗現象。

　　有關部門當然應當好好查查界首市虛報學生人數的事件,看看記者調查是否屬實,看看騙取的資金到底用在了哪?但是,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如何去堵住這種騙取國家資金的勢頭,是否要完善立法來加大這種騙取國家資金行為的刑事處罰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