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專程去日本採訪了56年前發生水俁病的地方。今天，水俁的大街上還有這樣的廣告：水俁和“窒素”是同一個命運共體。

　　水俁病發生在56年前的日本熊本縣（省），被定為是世界十大公害之一的有機汞中毒事件。“窒素”是氮肥廠，也是當年汞污染的製造者。今天被正式認證的水俁病患者為2237位，而潛在的水俁病患者卻高達6萬人。之所以是潛在，是因為有一部分患者怕受到歧視，寧願不要賠償、自己忍受病症的痛苦，也不願站出來。

　　少數人要服從大多數人的利益，在中國這是常理。可是在日本訪問時，熊本縣知事（省長）蒲島鬱夫卻一再向我們強調水俁病患者老齡化的問題。

　　“如果你把關注點放在少數人身上會不會丟失選票？”我問這位知事。

　　他是這樣回答的：“犧牲少數人的利益，也不一定就能給多數人帶來幸福。況且少數人和多數人也是會有變化的。今天大多數的受益者，明天或許就成了受害的大多數，而今天的大多數，又成了明天的少數也不是沒有可能。所以不能簡單地判斷大多數與少數。”

　　蒲島鬱夫知事的這句話，讓我聯想到今年入冬以來北京的幾次陰霾天。我國改革開放後經濟的發展，受益的是大多數。可如今因空氣污染帶來的陰霾天，受害的就不再是少數人了。

　　日本經濟學教授寺西俊一説，環境是人們生活的容器，我們把容器弄臟了，還要在裏面生活，那會是一種什麼生活？

　　在日本，有人算過賬，窒素氮肥公司當年如果對排放的污水加以治理，花費會是200萬日元。而污染事件發生後，他們付出的賠償金額是2000億日元。這筆錢窒素公司根本付不起，要靠國家與他們一起付。國家的錢哪來的？納稅人。這還沒算水俁病給日本環境破壞帶來的損失，也沒算受害者這一群體的損失有多大。

　　我問日本前環境省副部長小林光：在中國，人們還是在説要先吃飽了再環保，儘管有些破壞並不是為了吃飽。那麼，在日本，有多少人贊同保護環境不應在發展之後，保護環境不會拖經濟發展的後腿？

　　小林光説：很少。他自己的觀點在日本也是少數。大多數人認為還是要先發展，保護環境會影響經濟發展。所以，今天水俁的大街上還有“水俁和窒素是同一個命運共體”這樣的廣告。但這也並不影響今天的少數人，還在努力讓公眾和決策者看到經濟學家算的這筆賬。小林光説，現在，日本政府已經把産業部門和環境保護部門分開，預防原則説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目前産業與環保沒有分開的就是福島，結果就因為大地震，出了今天這樣可怕的災難。

　　水俁病發生已經56年了，日本在處理“後事”上還有很多問題。不過，在訪問中我發現，一大批知識分子在中毒事件發生時，衝在第一線的醫生、律師、官員，現在都在做很小的事：開個診所，辦個患者服務中心、建個鄉村生活博物館。一位叫尾崎的律師，為了給患者打官司，去了400趟鹿兒島，費用全部是自己墊付的。

　　做這些事情都很有意義，但對政策的影響及改變，是否太小了點兒？這是日本知識分子在各種嘗試後的無奈選擇，大家認為做事還是應該從小事做起。我想：這其實也是我們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的選擇。

　　在日本的水俁病報道中一直走在前列的日本記者高峰武，曾説過這樣一句話：不懂裝懂就制定政策並加以執行所帶來的結果是最壞的。這話值得我們思考。汪永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