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需要“裸管”，治理須從兩個方面破題：幹部人事制度需增進民主化、官員監督要落實陽光化。

　　4日，廣東省委十屆十一次全會舉行小組討論，代表們充分肯定《中共廣東省委關於加強市縣領導班子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討論稿)中“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原則上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敏感崗位的領導職務”的規定。

　　“裸官”不得擔任黨政正職、重要敏感崗位領導，廣東再一次敢為天下先，再次彰顯廣東先行先試的膽識。

　　“裸官”現象由來已久，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原廈門市副市長藍甫、陜西省原政協副主席龐家鈺、溫州鹿城區前區委書記楊湘洪，到新近被曝光的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兼運輸局局長張曙光，十多年來“裸官”一次次刺痛公眾的眼睛，一次次往民怨的“堰塞湖”中注水。到了今天，整條“裸官”生産的“流水線”過程已無秘密可言，有關部門也曾嘗試“裸官”治理，可惜成效欠佳。

　　禁對“裸官”委以重任，可視作降低“裸官”風險之嘗試，它的成效如何，能否達到制度制訂者的初衷，仍有許多不確定因素。一方面，囿于目前的信息公開程度，判斷一位官員是否屬於“裸官”仍有難度；另一方面，就現行的人事任用制度，禁止“裸官”任黨政正職、重要敏感崗位領導未必能化為現實。如張曙光，早在許多年前就是名符其實的“裸官”了，照樣官運亨通，直至權傾一方，成為巨蠹。退一步説，只要是“裸官”，心存撈夠了就溜的邪念，不任一把手，當二把手、三把手，一樣貪贓枉法。巨貪楊光亮不過茂名市常務副市長，非法收受他人錢財過千萬，還有數千萬財産來源不明。

　　“裸官”治理，有兩種思路可供參考，一是監管後置，堵住“裸官”後路，不讓“裸官”有機可乘；一是監管前移，讓官員沒有機會成為“裸官”，從而免除後患。兩種思路，雖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有時需要雙管齊下，“前”“後”夾擊，但還是存在一個孰重孰輕、孰先孰後的問題。從治理的成本效益角度，後者需要被置於更顯眼的位置。正如《黃帝內經》所言“不治已病治未病”，事前防範遠勝於事後治理。

　　檢討過往對“裸官”的治理，最受社會詬病的焦點在於人事任用中權力與監督的封閉性。公權力的“體內循環”，內部制衡先天不足，對外部監督又産生“排異反應”，結果容易出現用人失察、任人唯親，甚至所用非人的現象。山西運城交通局運管處原副處長仝霄，在其父“操作”下，刑期未滿即被釋放，再被提拔重用，當上副處長。

　　因此，“裸官”需要“裸管”，治理須從兩個方面破題：幹部人事制度需增進民主化、官員監督要落實陽光化。幹部人事制度民主化，不僅體現在民主推薦、民主測評、考察預告、任前公示等程序正義，更體現在實質正義，只有增進公眾對人事任用的話語權，才有可能防止用人腐敗。至於陽光化，可以用三“裸”涵括：“裸權”“裸財”“裸行”——讓公權力、官員財産、官員行為都暴露在陽光下，接受輿論及公眾監督。惟其如此，方能壓縮權力尋租、腐敗的空間，讓官員沒有機會成為“裸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