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中國青年報》昨天刊登的大學生杜克海的來信，腦子裏馬上有兩個名字跳了出來。一個是32年前的“潘曉”，一個是蔣方舟。

　　1980年5月，《中國青年》雜誌刊登署名“潘曉”的來信，向公眾拋出了一個問題：“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杜克海則問：為什麼大學越讀越迷茫，我到底應該追求什麼？提問的方式(通過媒體)和問題本身(人生困惑)都很相似。但是，杜克海的來信估計不會産生潘曉來信那樣的轟動效應。杜克海的迷茫，不像潘曉的迷茫有廣泛的代表性和時代性，即被當時人們公認為是自己最緊迫的問題。

　　杜克海的矛盾似乎在於：是被動順應社會主流的評價體系，積極地考研、考證，為將來就業準備好一大堆敲門磚，還是忠實于自己內心的召喚，做自己喜歡做，做了感到充實的事情？其實這兩件事情並非絕對地水火不容，找到其中的平衡點也並非難事，難道杜克海那麼一根筋嗎？既然杜克海所敬重的老師告訴他，“我覺得你更適合做實事”，而且對杜克海有“醍醐灌頂”的效果，那麼這位老師也能告訴他如何平衡個性追求與社會評價。把這樣一個更接近操作性的問題，用“潘曉方式”拋給全社會，似乎有點用力過猛。當然，在操作性層面之外，杜克海的來信，也透露了目前高等教育存在的一些問題：大學教育過於工具化，實利化，與就業需求貼得太緊、太近，對學生的精神成長關注不夠，沒有給予學生個性發展以足夠的空間。但是，這些問題已經被無數次直言不諱地討論過，似乎沒有必要用這麼拐彎抹角、隔山打牛的方式來提出。

　　杜克海已讀大三，蔣方舟不是大三就是大四，杜克海出生農家，蔣方舟也是普通家庭出身。蔣方舟也寫過一封信，《給清華大學的一封信》：我曾經旁觀過學校的幹部們做事，與教育和世俗標準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過交道，他們毫無障礙地接受學校給予的一切價值觀，自詡主流，一百年不動搖、一百年不懷疑；他們青出於藍地運用官場技巧與規則，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有時，我看著他們滔滔不絕地在課堂、在會場説些“主流價值觀”的話，心想：“他們真相信這些，真可怕。”過了一會兒，又打了個寒戰：“他們其實並不相信這些，那就更可怕了。”天真與成熟、愚昧與清醒、單純與複雜、糊塗與揣著明白裝糊塗，我無法分辨他們是哪一種，也無法分辨哪種更可怕。

　　蔣方舟的迷茫似乎比杜克海的迷茫更大、更深遠，因此也容易令人産生幻滅感、虛無感；但是，蔣方舟似乎從這迷茫中獲得了某種力量，大迷茫變成了大清醒(欲具體了解可去她的博客)。蔣方舟有一段話好像就是為杜克海準備的：沒有什麼“形勢永遠比人強”，因為所有的墻壁，其實都是門。如果有一千個人中，有一百個人，有自己與大環境格格不入的內心世界。一百個人中，有十個人有離開這個跑道，忠於內心的勇氣。十個人中，只有一個人獲得了成功。那麼未來的社會，也許會大不一樣吧。

　　杜克海則在信中寫道：“老師，我有點害怕。我不知道該不該堅持自己想要的東西，也不知道是否有勇氣堅持下去，不知道堅持了以後會怎樣，不知道不堅持又會怎樣，不知道怎樣堅持，不知道堅持意味著什麼。”從這些文字看，杜克海還沒有脫離精神斷乳期。而蔣方舟早就自己找奶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