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黃慶紅，今年37歲，是重慶市彭水人，來溫州打工十幾年了。我只在電視上看過你，我想這輩子也沒資格和你見面，可我有很多話想説。所以我寫了一封信，但我不知道該寄到哪，後來我想到了新聞，就托報社的記者捎上這封信。（ 1月5日 東方早報）

　　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工，通過媒體的幫忙將一封書信“捎”到鐵道部長的案頭，這確實不失為一種創舉，讓農民工跟鐵道部長有了可以對話的渠道，只是不知道鐵道部對這封充滿指責、抱怨甚至帶著“國罵”的書信如何回復？

　　“為了省錢，黃慶紅都是每隔一年回家一次，……我女兒今年6歲了，好久沒見到，不知道有沒有長高了，學會了幾個字。”縱覽書信，真是其情可憫。但是，身在異鄉與親人遠隔的打工者又何止一個黃慶紅呢。

　　一張小小的車票阻隔了他們回家的路，這樣的悲憤對他們真是無以言表。“真想罵一聲狗屁的鐵道部！”這話聽起來還真是解恨，可是我們在情緒之後是不是該冷靜下來想想鐵路購票之難的根源何在？

　　除了眾所週知的鐵路運能供求矛盾外，公路、民航等交通工具的縫節必漲難脫干系。正如黃慶紅信中所言“火車票190元一張，汽車票560元一張”，這其中370元的差價讓多少人對選擇鐵路出行趨之若鶩。

　　平常7折甚至3折促銷的機票在春運中幾乎只是一個夢想，所謂的公路交通運輸的指導價也成為了公路漲價的理由。於是公路、民航聯袂漲價産生了強大的“擠出效應”，往往讓年關未至，在公路、民航波瀾不驚的時候鐵路已經高喊“吃不消”了。

　　所以，不要讓回家之難的“罪責”讓鐵路或者網絡售票來承擔，網絡售票確實起到了分流的作用，減小了窗口購買到車票的概率，但是鐵路的運輸的總數沒有變。而且，鐵道部近期調整了農民工團體票人數的下限，只要有10人就可以進行團體預訂，這些細枝末節的變化鐵道部可謂用心良苦。

　　如果農民工真要為回家難寫一份信給鐵道部長，我想在“主送”鐵道部的時候也該“抄送”一封給交通部部長，畢竟滿足農民工一票難求，其他的運輸部門也該是責無旁貸。（胡建剛）

　　(來源:千龍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