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文物局不久前公佈的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成果數據中，筆者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全國登記的不可移動文物總量當中，約4.4萬處不可移動文物登記消失。而根據“三普”辦副主任劉小和的解釋，4.4萬處文物消失的原因，除了部分因為居民的自行拆改而造成文物價值喪失的情況外，因為經濟建設與文物遺産保護産生摩擦而拆除的，在登記消失的文物中所佔比例不小。

　　不難想象，正是由於不少城市將發展模式簡化為單一的土地財政，過於簡單地處理城市發展與文物保護的平衡問題，才導致了文物被拆除。這令筆者想起另外一條新聞。據媒體報道，武漢市大約有5000個工程在施工，而武漢市長也被市民戲稱為“滿城挖”。當記者就網絡上流傳的武漢市長滿城挖一事採訪武漢市長阮成發時，阮成發稱目前武漢正值大建設時期，滿城挖是必要的環節，即使背負“滿城挖”的罵名也要將城市建設搞下去。

　　在滿城大挖大建的急風暴雨式的政策下，那些登記在冊文物的消失似乎在所難免。一直以來，文物和規劃專家們都在呼籲：城市歷史文化街區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對歷史街區的維護應該是持續的、漸進的。城市新區的開發，可以進行大規模建設，但歷史文化名城內的老城區，修復和改善都必須更加謹慎、細緻。

　　但對於城市決策者而言，大挖大建更容易看出城市面貌的改變，更容易看出政績；持續、漸進的修復卻是前人摘樹、後人乘涼，近乎于吃力不討好了。這也難怪不少城市決策者選擇前者而放棄後者，不管民間和學界怎麼呼籲，拆遷還是不斷。

　　近年來，還有一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現象是，很多城市熱衷於“改造”歷史街區，把真的歷史街區和文物拆掉，驅逐原住民，然後勞命傷財也在原地建起一個四不像的假古董，進行商業開發。僥倖成功的假古董們搖身一變成了高檔會所和富人區，但街區歷史從此消失；更多的假古董們由於商業開發不給力，最終變得空無一人，造成政府、市民、城市、開發商四敗俱傷的悲劇。

　　於是，有媒體人提議，應該為那些消失的文物建一個博物館，告訴後人它們消失的原因。這確實是個好主意，對於那些已經消失的文物，有個博物館可以安放它們的牌匾碎瓦，終究不失為對城市歷史的記憶。可筆者的一位朋友曾經説：“看北京宣南博物館，看到的簡直就是一部宣南拆遷史。”因為宣南被拆掉的衚同、房子、廟宇的碎片就被搶救性地保存在那裏。難道未來我們的城市記憶只能到博物館裏去追尋了？!

　　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曾經説過：“執政者總是想建造一座屬於他那個時代的建築，有哲人説，當政者最熱衷的就是在地球上留下自己的痕跡。以杭州為例，我們建了那麼多標誌性建築，市民認可的、唯一的標誌性建築，還是300年前的保俶塔。空間是有感染力的，不在於大，在於和諧，在於故事，在於文化。”

　　請城市決策者們多為市民保留一些和諧、故事和文化，這樣也用不著委屈得背負“滿城挖”的罵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