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特約評論員馬望原

　　為了獲取更加直觀的效果，就可以不顧在押青少年的感受和未來麼？在讓兩名在押青少年現身説法時，警方是否想到，他們也是孩子、他們也有未來？

　　新年假期的前幾天，兩名在押青少年被陜西咸陽警方帶到了陜科大附中，不是參觀學習，而是對3000名學生現身説法，當了一回“鮮活教材”。據報道，兩名青少年分別因犯盜竊罪和搶劫罪被判刑，大的18歲，小的15歲。

　　此事經媒體報道，許多公眾的第一反應是“太傷人”，是對未成年人權益的極大不尊重。我願意相信警方的説法，並不是為了“讓當事人出醜”，而是通過此舉“對青少年加強教育、預防”。從現場反響來看，學生們“有的以淚洗面，有的若有所悟”，似乎也收到了成效。至於兩名在押青少年，相信也不是“全無所得”，至少是積極悔罪的重要體現。

　　然而，為了獲取更加直觀的效果，就可以不顧在押青少年的感受和未來麼？在讓兩名在押青少年現身説法時，警方是否想到，他們也是孩子、他們也有未來？

　　對於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予以特別的保護，這是國際通例。其背後既有著深厚的理論基礎，也體現了一個國家刑事政策的選擇。

　　犯罪學研究中有一個著名理論叫“標簽理論”。這種理論認為每一個人都有“初級越軌”，但只有被貼上“標簽”初級越軌者才有可能走上“越軌生涯”。對於未成年人來説，由於其身心發育尚未成熟，心理承受力脆弱，更容易受到外界評價的影響。

　　如果未成年犯罪人的身份信息被隨意披露，將會給失足未成年人打上污名烙印，惡化其復歸社會的環境，不僅違背了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也將極大地影響未成年人健康回歸社會。

　　正因如此，不論是《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聞報道、影視節目、公開出版物、網絡等不得披露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圖像以及可能推斷出該未成年人的資料”；還是最高法《關於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中有關“不公開審理”的要求；還是《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規定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滅制度，都體現了同樣的精神，那就是除必要的懲罰外，使其最大限度避免受到其犯罪行為帶來的負面效應，為其改過自新創造盡可能寬鬆的環境。

　　面對質疑，咸陽警方有關負責人提醒更應該看到活動起到的正面效果，“只説一面，不説另一面，不符合實事求是”。的確，凡事都有兩面，但到底哪一面是主要矛盾呢？作為司法者應該比普通民眾有更合理的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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