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知名的黑龍江省五常大米迎來好光景。大米不僅質量好，價格也節節攀升，每斤的最高售價甚至賣到了199元。然而，五常市的許多稻農卻感受不到喜悅，因為他們辛辛苦苦種出的水稻，賣給當地的加工企業每斤僅為1.9元。據悉，每斤大米的加工成本約為0.2元，加工企業通過設置不合理訂單控制稻農壓制收購價，以致稻農和企業獲利懸殊。（1月3日《西安晚報》）

　　如果以市場上一般售價二三元的東北大米作為參照，五常大米1.9元的收購價，並不算太低。應當説，1.9元的收購價格，多多少少考慮了五常大米本身所具有的地理附加值。而且，若單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審視，五常米這種“米貴稻賤”的現象似乎也看起來“正常”──比如，經濟學早就告訴我們，農産品豐收，並不意味著農民得利，有時甚至還不如欠收期；再如，企業通過對農産品進行分揀、加工，部分質優産品賣出遠高於收購價的價格，也是可以理解的。

　　作為一種常識，産品的收購價和終端價必然存在一定差距。關鍵是這種價差要合理，要合乎市場供求規律。而評判這種價差的標尺，在於看中間市場是否存在事實上的壟斷行為或不正當的惡性競爭。

　　而在五常天價大米風波中，我們可清晰地看到，中間市場的競爭並不充分，中間商結成利益共同體，通過制定“不平等條約”壓榨稻農、壓制收購價，人為製造了離譜的“價格鴻溝”，進而從中攫取暴利。這顯然是一種典型的欺行霸市的壟斷行為，就此而言，五常市的“米貴稻賤”亂象，無疑是一個極為“反常”的經濟怪胎。

　　“米貴稻賤”亂象，是對公權執政良心的一個考問。對於加工企業的“霸稻”行為，當地政府部門理應引起高度重視，發揮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恢復或建立正常的米業市場秩序。比如，質檢、物價等部門應該去調查驗證一下，天價大米是否對消費者存在欺詐和誤導，以及是否存在變相哄抬糧價？

　　然而遺憾的是，在市場機制失靈、稻農受損之時，公權部門所呈現出來的做派令人心寒：一些糧企將市場風險推給農民，在訂單中“做手腳”，相關部門對此視若無睹；在利益分配問題上，儘管五常大米的附加值被不斷推高，但大部分收益流入了糧企及其相關人員的腰包，而農民的“口袋”卻是乾癟的；更令人稱奇的是，五常市綠色食品辦公室負責人，聲稱其機構的職能是“帶領企業闖市場，維護企業利益”，而農民利益卻只字不提……

　　很顯然，對公權部門來説，服務於民眾和企業，原本並不衝突，這並非二選一的問題。然而在現實中，維護企業利益，卻成了公權部門的單選題，或優先選擇的問題。公權部門這種畸形的價值選擇，當然不難理解，其背後是如饑似渴的政績衝動，以及種種難以言説的權錢灰色交易。

　　由此可見，在五常市的“米貴稻賤”亂象中，加工企業的欺行霸市只是市場失靈的表徵，説到底是權力一手操縱市場所導致的惡果。權錢聯姻之下，五常大米這一所謂的“精品大米”，終究不是“富農米”，相反不僅“坑農”，也坑害普通消費者，而從長遠來看，更是對公權信用的“坑害”。 （苗蠻子 原題：“米貴稻賤”考問公權執政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