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的角度看，2011年還算不錯。聯合國數據表明，自1981年以來，發展中國家的赤貧人數從50%下降到了20%，嬰兒死亡率全面下降，人口總數突破了70億大關。恐怖分子和獨裁者也接連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但這些並沒有阻止抗議的聲浪，暴亂從埃及開羅蔓延到美國加利福尼亞。人們本以為只有中東地區的民眾憤怒會爆發，但是誰能想到人群蜂擁衝向美國百老匯，高舉“把華爾街變成塔利爾廣場”的標語？過去12個月，許多人表達了自己的不滿。上一次人民力量的集中爆發要追溯到1989年，那時東歐發生了巨變，但也僅局限在歐洲範圍內，而2011年卻蔓延到了全球。

　　時代在不斷進步，人們卻認為自己身處懸崖邊上。在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大蕭條正演變成長期的衰退。2011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2%，失業率高達9%。由於汽車業的復興，密歇根州增加的就業機會比過去10年都多，但是只有58.5%的人對自己的報酬滿意，而10年前這個數字是65%。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 斯蒂格利茨在《名利場》中所説，美國上一次出現衰退後連續4年失業率超過8%的情況是在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如果知道歐洲也經歷著衰退，而且有可能出現貨幣破裂，那麼美國人也許會多少感到一絲安慰，可一旦2012年歐元崩潰，將嚴重衝擊美國的金融體系。

　　如果全球化趨勢擴大了各國活動的舞臺，那麼它也惡化了各國之間的分歧。2011年，世界各地的抗議有不同的訴求，但是它們都有共同的原因：年輕人的高失業率（埃及為25%，希臘為40%，美國為18%）；對裙帶政治以及其副産品──不公平的不滿；對已建立的秩序失去了信心。在2011年1月突尼斯發生革命後，一個巴林的博主這樣寫道：我不能相信我的眼睛，一個阿拉伯國家覺醒了，它的人民終於受夠了。

　　與此同時，西方的民主模式也需要大修。在歐洲，債務危機引發了希臘、意大利以及西班牙政府的倒臺或者是選舉失敗。作為歐元區最富裕和強大的國家，德國要求那些揮霍無度的鄰國必須吞下緊縮的苦果，這樣才能換取它的援助。德國人認為只有這樣才公平。但是南歐人民對這劑藥方卻心存畏懼，因為這可能帶來多年痛苦的生活，同時被迫接受外部勢力的控制，而且政府將不是被民選官員而是由一些技術專家管理。不管歐元區能否維持現狀，歐洲人很快就會對只能帶來痛苦而不是希望的領導人失去耐心。

　　許多國家都將在2012年選出新的領導人，當然因為美國的突出地位，使得其總統競選將更加引人注目。傳統觀點認為，兩黨為了穩妥起見，在大選年不會有什麼實質性的行動。但是聰明的政治家還是需要在2012年12月6日前有所行動，因為過去的一年告訴我們，憤怒的人們不會關心政權或者日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