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諸葛足球講堂》第二十期

　　“文革”十年，給中國足球帶來的傷害很大。“文革”後，中國足協加入了國際足聯這個大家庭，各種各樣信息從各種渠道到了中國，我本人得益於改革開放，參加了好幾次國際足聯舉辦的高級教練培訓班，從中獲取了許多世界足球發展的知識。對我來説，我認為啟發最大的是1982年，德國教練馬洛斯基對於足球的戰術理念以及訓練理念的剖析和當時的最新理解，受益匪淺。特別是學習班結束後，參加了中國足協對第十二屆西班牙世界盃考察組的學習，當場看到了世界強隊的表現，感受到的東西加上馬洛斯基學習班上學到的理論，我覺得在我的足球生涯中得到了一次重大的提升。關於純業務上的體會，戰術上的問題、訓練上的問題、足球教練臨場指揮問題，作為主教練如何進行運動隊的管理，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運動員的思想逐漸變得複雜起來，怎樣做好思想工作，同時又要適應八十年代初剛剛開始的市場經濟的局面，我是怎麼理解的，怎麼做的，後面再重點描述。

　　和我們那時候不同，現在球隊的教練，難度更大。當時，體委任命我為上海隊的主教練，給我時間，給我業務的全權，因為當年的體委領導搞體育事業深知一個教練要完成對這支球隊的改造和提升，形成一種風格，特別是在中國足球剛剛進入國際大家庭，接觸到國際先進理念，就理解它、運用它、實踐它是要有一個過程的。體委領導給我這個實踐，允許我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實現對球隊各方面的提升和改造，我很感謝當年的領導給了我在上海足球隊這個舞臺上十幾年的機會。現在各個俱樂部隊的教練，幾乎沒有像我當年那樣的機會了，所以我説現在的教練很難，幾場球的失利就可能“下課”了。無論是中國教練還是外國教練，在這樣的環境下不可能有長遠的規劃，所以説現在的中國教練幾乎沒有可能靜下心來學習理解世界足球的先進理念，同時與中國運動員、俱樂部環境相適應的足夠時間的執教過程。

　　中國足球急功近利的所作所為，正是因為對足球運行規律的認識的缺失，前幾任足協“掌門人”，閻世鐸、謝亞龍，包括剛上任不久的韋迪，他們都不是足球人出身，他們怎麼能真正懂得足球運動的規律呢？關於足球發展定位上的理解必然會導致工作中不同的手段，以及不同的工作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