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法治語境下，“倒逼式”立法已不是一個陌生的關鍵詞。如果把社會情勢的微妙變化，帶動輿情民聲的涌動，進而促使立法機關行動起來，推動法律法規完善的過程，作為“倒逼式”立法的基本範式，12月26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正在審議的職業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堪稱“倒逼式”立法的成功範例。

　　這些年，一起起職業病防治事件沉渣泛起。從媒體熱議的張海超“開胸驗肺”到“毒蘋果”事件，從雲南水富“怪病”到湖南耒陽農民工塵肺事件，社會良知與人性備受煎烤，法律修訂也面臨著更為嚴峻的考驗。

　　倘若沒有那一例例鮮活而又慘痛的事件，職業病診斷難、鑒定難、監管難、勞動者維權難、追究責任難，將難以進入立法者視野，或許職業病防治法時隔十年後的修正，也不會如此順暢地啟動；在三易其稿後的《職業病防治法》修改草案中，貫穿以人為本“紅線”，擴大工會作用，以具體制度“倒逼”用人單位之責，或許還只是一些紙上清談而已。

　　而今，既然“倒逼”立法已取得階段性的成果，不妨讓它的步子更快些。職業病問題並非今日才有，截至2009年，全國就累計報告職業病72萬餘例，多數淡出公眾視線。隨著時代的變遷，在日益工業化的生態環境下，不同領域的職業病更呈現加劇化態勢，尤其期盼國家法律的有力支援。

　　再審視襁褓中的《職業病防治法》修正案，在對政府責任的設置和追究上，與對用人方的嚴厲“倒逼”，還存在較為鮮明的反差。比如，在籌集職業病醫療救助資金等若干條款上“可以”頻現，讓行政責任明顯弱化。在下步的法律審議中，尚需在充分博弈中加快“倒逼立法”步伐，進一步細化政府在防治職業病上的主體責任，特別是明確對受害者的經濟補償、醫療救治等人道救濟措施。

　　與此同時，還需要啟動聯動修法，在對《職業病防治法》大修的同時，對《刑法》《公務員法》等法律進行修繕，強化對“不作為”官員的行政及刑事責任，細化有關防治措施，讓職業病防治工作建立在更為堅固的法律基石上。

　　相關報道見今天A04版

　　倘若沒有那一例例鮮活而又慘痛的事件，職業病診斷難、鑒定難、監管難、勞動者維權難、追究責任難，將難以進入立法者視野，或許職業病防治法時隔十年後的修正，也不會如此順暢地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