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哈爾濱市道外公安分局偵破兩起特大假藥案件，涉案金額1300多萬元。假藥販子利用在配貨站購買的幾毛錢一條的藥店信息，將百餘種假藥推銷到黑、吉、遼、內蒙古四個省區至少3000家藥店，牟取暴利。（12月30日《北京晨報》）

　　假藥的的氾濫程度，遠遠比想像中還要嚴重。以至於黑龍江省公安廳經偵總隊長葛陶然感嘆，“不是打擊讓假藥增多了，而是打了才知道假藥原來這麼多。”不打不知道，一打嚇一跳。可以預見的是，隨著打擊的力度的加大，更多更大的假藥案，或許會浮出水面。

　　假藥失控，農村自然就成為重災區，農民也會成為最大的受害者。農村為何假藥氾濫？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農民識別藥品知識的欠缺所致，也有農村面積太大，幅員過廣，農村醫療機構的層次太低，加之監管力量的薄弱，這些地方實際上處於監管失控的狀態，假藥便越演越烈。

　　以我所在的川北小縣為例，全縣面積1600平方千米，總人口近百萬，轄鄉鎮近60個，從各級醫院、藥店到個體診所、村生室，數量近千家，且其間的大頭多在偏遠的農村和鄉鎮，監管任務十分繁重。而縣級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編制不過十數人，還負責數千家的餐飲服務環節食品安全的監管，要想從根本上遏製作假現象，即便全體人員不吃不喝也難以完成。

　　事實上，在高壓的安全責任面前，以及社會的嚴格要求，監管層面雖然有心但無力，對於農村的監管也就只能限于“以文傳文”、“以會傳會”，在簽定責任書，開會傳達等務虛上做得更多一些，實體性的監管多以抽查為主，如此監管狀態下，不可能，也做不到全覆蓋和多頻次檢查。

　　退一步講，即便配備了更多的監管力量，能夠讓監管面有所提高，就能遏制假藥氾濫的現實嗎？未必。因為現在的問題，既有監督態度的原因，但更多在於監管方式，如果不能改變監督手段，提升監管效率，那麼這種情況就很難改變。

　　對於藥品監管，最重要的不在於事後之堵，而在於事前之防，抓住源頭才是關鍵。一方面，應當建立統購統銷的路徑，實行代購代採或者集中配送。正如煙草專賣一樣，要保證藥品的流通渠道的規範化，才能讓監管有的放矢。這一點，在基本藥物配送上已經實現，從實際情況看，基本藥物的質量，因渠道規範而得到了保障；另一方面，應當具有質量跟蹤技術的保障，利用現代電子碼技術，使監督部門坐在辦公室，就能掌握所有藥品的動向。

　　同時，建立藥品安全責任制，真正落實各級地方“負總責”的責任體系，在完善監督網絡的同時，充分發揮全社會的力量，將藥品安全作為一場“全民戰爭”，才能消弭基層監管無力的窘境，使制假販假行為無處遁形，假藥氾濫的現象才會得到根本遏制。（堂吉偉德）

　　注：此為“編外編”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