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體報道，廣州乘坐保時捷跑車少女小吳停車救助路邊暈倒婦人。小吳稱自己在學校遭到同學“冷言冷語議論”，稱其“曬富”、“做戲”等。小吳的父親向媒體表示，小吳的奶奶曾因暈倒路邊無人救助當場死亡，小吳最近因情緒低落不想上學。(12月29日《廣州日報》)

　　開保時捷跑車的，如果見死不救，叫“為富不仁”；如果下車伸手，又似“惺惺作秀”。其實，問題不在於“人”做了什麼，而在於“保時捷”已經被原罪化了。撕去“保時捷”的標簽，救人少女就是個善良的鄰家女孩。良善之心，溫暖如斯。

　　現實中，小吳所遭遇的苦惱，不過是標簽化判斷之禍。在這個問題上，別管車是誰的，“保時捷”就是小吳的身份，因為我們有一個基本前置的“道德共識”——— 巨富救人，就是別有用心；巨貧救人，就是貧賤不移。那麼，只要“保時捷”或者“拾荒老人”的身份一齣現，別管是小吳還是陳賢妹，註定就有了抒情與反省的意味。如果小吳只是騎自行車的一個女孩，同樣是救了這個暈倒的婦人，斷不會成為舉國皆知的大新聞。

　　標簽化判斷是群體心理認知上的病症，但這樣的病症卻不能不溯及身份社會的病因。豪車原罪固然是不對的，起碼不是辯證的，但是為什麼在民眾的樸素邏輯裏對“豪車”有著絲絲隱隱憎意的種子？有人説，這是國人仇富的劣根性使然。那麼，“劣根”又出於何處？“君子愛財”是最正義的邏輯，問題是財富配置有沒有遵循“取之有道”的法則？就本質而言，對“豪車”的仇富其實是個偽命題，民眾仇恨的並不是財富，而是失衡或斷裂的財富配置方式。只是普及標簽化的常識，抑或只是告誡公眾“回歸事實”，大多是徒然的。只有當秩序與制度砸碎仇恨的種子，民眾對公共事件的認知才會歸於理性的軌道。

　　“保時捷少女”這個名詞本身承載了太多框架化的元素，註定會衍生出一波波分裂的判詞。與其説這是小吳的不幸，不如説是身份社會的糾結。

　　撕去“保時捷少女”的身份標簽容易，撇開公眾對身份社會的警覺很難。或者説，這樣的“誤讀”未必全是一件壞事，起碼它告訴我們：在這個未必完美的時代，還有更多需要美好起來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