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武漢市視頻監控系統通過專家組驗收，遍佈全市的25萬個視頻監控探頭正式啟用。武漢主城區平均每平方公里的探頭數目超過500個。記者在監控現場看到，“有的監控探頭傳輸畫面的清晰度，甚至達到了電視直播水平”。(

　　12月29日《武漢晚報》)

　　現代社會即風險社會，技術手段的進步，是提升公共管理效能、降低社會風險的催化劑。視頻監控的優勢無需贅言，譬如維護安全、服務民生等。正因如此，不少城市走上“技術依賴”路徑，滿城儘是攝像頭。在北京，街頭、廣場、小區、商廈等已安裝電子探頭26.5萬餘個，而上海、深圳也有近20萬個；此外，重慶將投入近200億元用以推進應急聯動防控體系，預計到2012年底將建成50萬個視頻鏡頭——這不僅是目前全國在建的最大的城市視頻監控和應急聯動系統，也是世界範圍內自美國“9?11”以來最大的安全防控體系。儘管相關部門對監控數據的安全拍胸脯擔保，但不少市民還是擔憂私隱信息會被洩露。

　　這樣的擔心，應該算不上杞人憂天。在綿陽做鋼鐵生意的鄧嘉林，因為一張在網絡上瘋傳的高速公路超速取證照片，成為2011年8月份最引人矚目的焦點人物，江湖人稱“摸奶哥”——不過是一起超速事件，不幸的是，他那張被千兆網百萬像素電子眼抓拍的高清照片于2011年

　　8月21日晚6時開始在微博上瘋傳，一天之內，被轉發上萬次。於是，高清攝像頭成了隱私殺手。這樣的事件並不是孤本，再往前是深圳，一個用來監控道路狀況的攝像頭，白天監控交通，淩晨“瞄準”居民樓，主要目標是女性居所——更惡劣的是，這個電子眼所拍下的視頻在對外公開的深圳政府部門信息網上24小時“直播”……事實證明，不少職能部門監管攝像頭的能力，要遠遠滯後於監控技術的層級。

　　在這個問題上，有兩點是需要厘清的：其一，攝像頭作為公共管理的工具，當遵循起碼的程序正義，比如尋求被管理者的理解與支持、以聽證等方式達成設立上的共識；其二，在具體安裝與操作的過程中，當有嚴格的隱私保護措施，比如攝像頭安裝在何時何地、縝密界定信息的採集和瀏覽權限、明確濫用與泄密的罰則等，比如當公共區域發生了重特大刑事案件，如果監控環節卻未記錄犯罪畫面，管理者必須承擔相關責任。此類內容，當以國家立法的形式加以明確，比如在英國，相關法律就規定視頻監控必須在至少

　　60米處就可以被公民看到。

　　早在幾年前，法國國家信息技術與自由委員會公佈的年度報告就指出，法國有走向“被監視的社會的危險”，這將嚴重威脅對個人信息和自由的保護。就我國的情況看，在隱私法缺位的現實語境下，如果不能審慎廓清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的界限，越來越多的攝像頭很可能衍生新的權益衝突。對每個守法公民來説，攝像頭固然無礙自由生活，但如何防範被濫用的風險仍是現實的法制命題。

　　(來源:中國江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