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四
現在我們説説紀錄片。
我在電視臺的時候,很少有紀錄片,臺裏也沒有設紀錄片部,我們通常所看的所謂紀錄片在當時叫專題片。
時過境遷,因社會的開放,科技的發展,與十幾年前相比,電視觀念和電視手段的進步,可説是日新月異。倘拿現在的紀錄片和當年的專題片進行一番比較,我們會發現它們之間的距離已經撕拉得非常之大了。紀錄片完全改變了以往的做派。對細節的注重,對鏡頭的講究和對韻味的追求,使它們開始擁有了個人風格。一個沒有文化底蘊和沒有想法的人是很難勝任現在這種紀錄片的編導之職的。
我想張以慶從進入電視臺一開始就在努力地形成自己的風格。把一種傳統的公共的表達,變成帶有自己強烈個性色彩的表達。他抓住這一點,就仿佛緊緊抓住了紀錄片的主脈,扼住了它的咽喉。
張以慶對題材的選擇,多少有些隨自己的性格走。他似乎無意拍宏大主題的東西。他的片子全不是那種讓你在汪洋大海的磅薄中去感受一種全景式的輝煌,而是讓你從一滴水中看到太陽的清澈光輝。他的紀錄片選擇的事件都很小,選擇的人物也很普通,但這些小小的事件和普通的人物所演繹的故事卻十分獨特,帶有強烈的個案意味。尤其主角的人生經歷,幾無重復性。紀錄片的選題往往最考驗編導的眼光。這些選題,或者用行話説,這些點子,本身就決定了片子的分量。
從張以慶最初的片子一部一部地看過來,我們能清晰地看到他的思想變化。由《童年,七彩的歌》的純真,到《紅地毯上的日記》的惆悵,再到《英和白》的孤獨。一群永遠也當不了世界冠軍的運動員(《紅地毯上的日記》),一個永遠也不會變得聰明起來的智障者(《舟舟的世界》),一個永遠也無法與這個充滿活力並且喧鬧異常的世界融合在一起的白(《英與白》)。這些選題都帶著強烈的宿命色彩,它表達著張以慶自己對生活的一種無奈。最重要的是,張以慶的紀錄片從一種天然的感動和慨嘆而轉向了一種深切的人文關懷。
許多紀錄片的拍攝者,在拍攝別人的生活時,表達的則是自己。雖然看上去是深入到了別人的內心,但實際上它所深入的卻是自己的內心。他能在自己的內心中走多遠,他就能在別人的內心中走多遠。惟其這樣,這種表達才會自有一種感動,讓人無法釋懷。
關於張以慶的紀錄片,許多專家都作過精彩的闡述。有些議論很哲學,有些議論很深奧,張以慶的思想在這些議論中被拔得很高。但我總覺得,那些被專家總結出來的高深哲理,並非是張以慶理性思考的結果,更多的是憑著他的一種直覺。敏銳的直覺對於紀錄片的拍攝者來説,往往比深刻的理性思考來得更加重要。
其實世界上許多真理都不見得是學問高深的人總結出來的,它們往往就是來自於一個人簡單的直覺。
作為理想主義者的張以慶,依仗著良好的直覺能力——這種直覺有時直接就切入到真理的深處——它敏銳而準確,不拖泥帶水。看罷張以慶的紀錄片,你會覺得他把感覺的觸角伸入到這個世界的深處,伸入到人心的深處。他溫暖而精緻地撫摸著讓他感動的一切,然後再把他的感覺一骨腦地滲透到他的紀錄片中。
像張以慶這樣感覺型的人,不易被宏大的事件所感動,卻會輕易被一個小小的細節弄得熱淚盈眶。所以,我們在他的片子中,總能看到一些生動的細節。它們在張以慶式的表達中,被強化,被擴張,被盡可能完美地雕琢。相信這些細節的設計和製作,是張以慶費晝夜長殫精竭慮的結果。
恐怕這也是張以慶的片子獲得成功的秘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