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農夫和野鴨》悟“道”

李汝建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央視網 2012年02月10日 15:28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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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中國紀錄片上演大片年。《故宮》《圓明園》《新絲綢之路》《再説長江》《大國崛起》……，巨大投資，宏大敘事，縱橫氣勢，震撼電視，威風一時。

此時，一支紀錄片的小分隊正在靜靜地蟄伏著。那邊廂，以國家隊的氣魄，做著歷史的大片。這邊廂，一個城市電視臺紀錄片創作室的幾丁人馬，在做著“小片”。同樣是跨年度的活計，同樣也是有人物、歷史，有追問、反思，有表現和紀實。但一個是高射炮，一個是輕機槍，裝備不在一個檔次上。

然而，藝術不以輜重論輸贏。小而細，工而精，不一定就輸給大而煌，縱而宏。蘇州園林與皇家故宮，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帶著這樣的體認，我們來品賞這樣一個“小作”。

大連臺國際部，李汝建領軍的紀錄片小分隊，這些年來，以內容上的深實和形式上的闖徑，標新立異，屢出力作，名響國內，聲譽海外。《海路十八里》《老宅2003》《工地》……語不驚人死不休，片不出新不露頭。“蟄伏”一年，又拿出了《農夫和野鴨》。

乍聽片名，腦子裏就浮現種種幻覺：《夜與霧》《沙與海》般的蒙太奇？日本紀錄片《小鴨子的故事》般的和諧圖？蘇聯經典話劇《打野鴨》般的象徵義？文革前影片《千萬不要忘記》裏“打野鴨”寓不上進？寓言《農夫與蛇》的憐憫教訓？《劉雁寶的故事》以鵝為子般的趣味？《伴》裏以豬為伴、《人與熊》裏護熊般的呵愛？……

看過片子，感覺全異。既在形式上，也在內容裏。

人文紀錄片是要紀人、化人的。“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是“文化”二字的漢語源出。紀實也好，表現也罷，給出的是真實的感性的材料，引發的是悟覺的理性的思考。看《沙與海》，悟活著的不易；看《幼兒園》，思成長的課題；看《老頭》，映照生命的余夕；看《工地》，感受情懷的依依……如今看《農夫和野鴨》，感悟著天、地、人的渾然一體，以及現實中的尷尬境地、生存中的二難課題，當然還有，創作者的藝術功力。

“天人合一”的“道”理

我們先理會一下片子梗概：東北大連某村，原來百萬畝的濕地，30年光陰中，逐漸變成農田。作為省級保護動物的候鳥斑嘴鴨，世代棲息地所剩無幾。僱主老張，承包了千畝稻田，雇農夫耕作。野鴨們以稻田果腹。捕鴨人也來分一杯羹。斑嘴鴨阿蘭，求偶、交配、育子，終被擒獲，傷病致死。濕地還在減少。稻穀挂穗。野鴨爭食。高産豐收。老張因價格發愁。

農民，僱主。濕地，農田。候鳥，野鴨。人耕種，鳥搶食。鳥孵巢，人驚擾。趕野鴨，農田保。捕野鴨，得利高。人進，鳥退。稻田進，濕地退。——人與人，人與地，人與天，矛盾統一體，渾然難分離。

這其實也是一種宏大敘事。只不過，是以小切口啟示大命題。

一望無際的遼闊平原，齊整如毯的稻田，拖拉機在整地翻土，扎著紅色頭巾的勞動婦女們在田裏勞動，休息的時候唱著歡快的歌子，天黑下來，領到老張精心算好的現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片子先給出了歡樂，一幅“天人合一”的和諧圖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境界，也是常態。

21世紀初年，生態環境趨於惡化，農民普遍還沒小康。“曾經是近百萬畝濕地，”“30多年前，人們開始將這裡的濕地不斷改造成稻田。如今，這裡的濕地只剩下了幾百畝。”作品進入了社會學、生態學和經濟學，帶我們進入了體察。農民靠糧養家，僱主靠有風險的承包致富，稻田靠天時地利人和而收成。“給老張打工，男工每天60元，年收入10000元左右。女工每天40元，每年可掙5000元左右，這是附近普通農民家庭的主要生活來源。”各享其成，似也無憂。

可是，春天來了，“距離苗床不遠的濕地，從南面遷徙來的斑嘴鴨多了起來”。“每年有成千上萬隻各種鳥類來這裡繁衍生息”。人進濕地退，田進野鴨退，本是鳥的天堂，如今成了人的領地。想象當年，在“人多熱氣高、幹勁大”的人口繁盛期，絕對一時的“以糧為綱”、“農業學大寨”、征服“荒灘”等曾是多麼天經地義，革命加拼命的鼓勁下，向“荒灘”要糧是何等的豪氣，將野鴨們趕盡殺絕是何等的壯舉，當金黃的稻浪起伏在眼前又是何等的心喜。後來，一心追求GDP成為當務之急，在“發展經濟”的旗幟下，繼續冒進。只是沒想到，驚擾了自然、寧靜和原本的平衡，報應已在眼前。表相上，野鴨成了侵略者，殊不知，人“侵略”在先。此因生此果，嚴峻、無奈的現實。

紀錄片不是學術論文，只用事實展示。老張年方四十，正是血氣方剛，卻似愁雲寫在臉上，永遠出現在田頭上。雇人插秧、鋪苗床、趕野鴨、割稻穀，算好每天每人出工所得。耕夫們算的是，每天得多少。他想的是，千畝的承包，怎樣克服干擾。這是一個特定時期的社會符號，因年代不同而身份不同，在以前叫地主，或剝削者，如今已列勞動人民陣營，只不過依本事不同和分工不同，有的“勞心者治人”，有的“勞力者治於人”。一幅耕種與收穫、經營與管理、順時與應變的稻作文化圖，既是千百年來傳統的延續，也是特定年代農業經濟的注腳。

紀錄片有時就是一篇形象化的論文。眼前所見，不禁想到馬克思對巴爾扎克的評價：《人間喜劇》甚至比那些經濟學家所撰寫的長篇論文更富認識價值（大意）。紀錄片又常比論文引發更多聯想和遐思，土地平整了，田上插上秧苗了，苗床做起來了，塑料“膜房”搭建好了；農夫們時而唱著歡樂的歌子，時而為報酬而計較；稻田綠了，野鴨來了，都當成各自的領地，稻田被野鴨所侵欺，野鴨被人所侵欺，互為矛與盾——野鴨搶食，何以收成？濕地喪失，何以家為？感性的《農夫和野鴨》，讓我們思考經濟學上的生産關係和生産力、社會學上人的價值實現、生態學上的“物從其類”生生不息、哲學上的矛盾轉化和二律背反。也想到了現代作家葉聖陶短篇小説《多收了三五斗》，“谷賤傷農”，雖然因時而異，但相似的情景，生發新的追問。

農夫和野鴨，各有所憂。雇工之憂，在眼下能得多少；老張之憂，主要由野鴨而來；野鴨也憂，人對濕地不斷蠶食，間接也是“老張們”所致，“滅六國者，六國也”。唐代杜牧以《阿房宮賦》早發出警世恒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天人合一，道不可違，我們只是為老張之憂而憂？濕地之不存，更大的隱憂離我們還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