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農夫和野鴨》悟“道”

李汝建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央視網 2012年02月10日 15:28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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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靜中的無窮動

農夫和野鴨，人鴨大戰，多麼富有動感的意象。若按一般紀實所拍，越熱鬧越顯看頭，矛盾衝突越激烈越合預期。而《農夫和野鴨》，沒循慣例。表面看起來，片子溫且潤，鏡頭穩而靜，兩極鏡頭多，靜態造型多，輪廓畫面多。人也好，鴨也罷，沒有打架，沒有可怕，沒有你死我活的面對面，沒有血淋淋場面，只有每天的延續、時運的無常，變化的無語。野鴨來了，又飛走了；農夫勞作著，無意中驚擾了野鴨們；野鴨搶食稻穀，農夫鞭炮驅散；捕鴨人暗設機關、技巧誘捕，鴨們紛紛中計，阿蘭也不能倖免。雇工嫌工錢少，僱主不願加錢；收購價不理想，僱主守著糧山發愁……不如意事十八九，矛盾衝突似無有。一切都在靜態中，老張愁著臉，耕夫計較著工錢，阿蘭頻繁轉移著窩居，捕鴨人斯文地行動，野鴨進了集中營，老張從中也分到一杯羹……。生活在發生著，事態在變化著，片子不動聲色地記錄著。想起了一句話：宇宙不作聲，只是運轉著；大地不流淚，只是承受著。然而，天地有大美不言，君子以厚德載物，人文紀錄片不是作吶喊的傳聲筒，只作思考的傳感器，評判不外加，話語不張揚。只有沉得住氣，耐得住寂寞，把紀錄片當作自己生命的偕行，才有厚德，才能載物，才見大美。

靜美，不是只有靜止鏡頭，只有固定機位。靜中顯靜，動中顯靜，以動襯靜，以靜制動，以靜寓動，兩極鏡頭，剪影效果，交織呈現，這是一個層次。金黃的落日，晚霞余輝中的大樹，是靜觀。遠景落日，老張點燃鞭炮，桿子橫在畫面下方，老張是側豎構圖，透過老張見落日，夕陽無限好，只是愁鴨侵，是內動。寧靜的環境，老張心裏的不平；鞭炮的響聲，更顯得夜晚稻田的寧靜，是反襯。天朗月色，阿蘭舉家出走。靜中之動，靜中觀動，比起動中之動和動中觀動來，無疑更多了些韻味。

外動而鏡不動，外動而心不動，這才有了觀察的冷靜、紀錄的心境。先哲老子《道德經》言：“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復：循環往復，萬物運動）。這是更高的層次。地球總在運轉中，萬物總在變化中，所謂的靜，只能是相對的，動才是絕對的，靜也是動的一種表現形態。要達到片中之靜也依次有兩個層面，一是心熱腦靜，可作細察。創作需要激情，以生成內動力、源動力，以支撐全過程。同時感性要與知性、理性並行，才有取捨，取捨方精。二是修煉慧眼，把觀察和思考化為一種修養，心先靜，可以悟道，無中生有，有無相生，以靜觀動，達至心界清明。紀錄片的創作過程，總是由表及裏由淺入深，心若不靜，無法堅持，無法取捨，難以煉形。在萬物並作中，何以觀復？從《農夫和野鴨》可以看到，一是創作者心態取靜，不急躁，不速成，用一年時間，記錄四季更迭變化、事物矛盾發展，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交織在一起，難分對與錯，引導觀眾進入更本質更深層的追問和思考。因為創作者的靜篤之守，片子有了厚度，有了複合意味。二是靜心融入取法中，以道觀復，以器入境，讓畫面進入美學，景別、構圖、角度、節奏、音樂、聲效、用光、色調，形成了全片敘事的獨到風格，簡省；也讓全片形態統一了格調，純凈。沒有常見的採訪（問與答），沒有話筒的出鏡，由於有了浸、泡、漂、凈，由表及裏，去粗留精，全有過程：人聲、鴨聲、風聲、水聲、機器聲，都成為了“自然聲”。沒有主體對客體的干預，一切循著事物事態本來的面目呈現。這當然是一個大功夫，也是藝術功力的證明，才有了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前些年在電視片創作中曾有一誤區，認為凡有吵架記錄下來就真實就紀實，凡有流淚鏡頭推上去就動情就感人，按照這種“極點思維”，認為是凡有鬧點正是製造轟動效應的良機，凡有傷心處正是可作主觀煽情的渲染，於是，鏡頭成為了功利心的驅使介質，也成為了淺嘗輒止的漂亮掩飾。在《農夫和野鴨》中，我們卻感受著鏡頭的冷靜，冷靜中，分明感受著心靈上的撞擊、靜謐中的涌動、畫面藝術的求精。

襯映和點睛

社會廣大，人海茫茫，好幾組農民群像，只一個張立民有名姓，因為他是農民兼僱主，身份特殊，但只以老張稱之。其他農民只見其人，只顯“紅頭巾”，不具其名。老張和群像，線索清晰，突出主體，點面結合，印象深刻，此為襯映。像《多收了三五斗》“那些戴舊氈帽的”或“鄉親”，只以群像以輪廓示出，只作為“農民”。“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便有更意韻的空間。而為讓野鴨突顯，反讓其中的一隻以擬人法“阿蘭”稱之，也是把科教片、動物考察式紀錄片的細膩引入進來，既讓阿蘭有了戲劇性的故事，故事有了情致，又突顯了人與自然的關係。在整體環境中，一來農夫成為背景，成為“內存”，僱主成為“主板”和“桌面”。二來在農夫與野鴨的相互作用中，人又成為背景和“內存”，野鴨，尤以阿蘭成為“主板”和“桌面”，這樣把阿蘭放在了矛盾衝突的“風口浪尖”，便更精到地展示了形勢（內容）和形態（範式），以也簡單呈現了“複雜”，此為點睛。

在襯映中，“紅頭巾”與僱主老張，是一種既合體又分體的關係。他們為老張開工，老張給他們開工錢。千畝稻田是老張承包的，春種秋收，他一點也分心不得。“紅頭巾”只管出一天力掙一天錢，收成好壞，不在他們關心範圍。他們之間，構成了一種暫時的從屬關係。但是，當他們認為僱主開的價錢不夠合理，東家不打又打西家去，老張沒了轍，從屬關係顛倒了。這是人與人。而人與野鴨亦如是，野鴨本是濕地的主人，現在成了稻田的敵人，人通過征服自然而鉗制了候鳥的生存，候鳥又通過搶食稻田威脅了農夫的生計。這是人與自然。同情，時而傾向這邊，時而又傾向那邊。襯映，讓每一角色都有了亮相，亮相又有了情感浸于其中。

在點睛中，阿蘭的出場，使片子登時生出一抹亮色。大多片子只會講到，飛來了一隻美麗的野鴨……用形容詞來描述，用擬人化來修辭，就算生動了。一般來説，農夫和野鴨之爭，農夫本有其名，野鴨不過動物而已。誰又能想到所點之睛，竟是由阿蘭來完成。這跟純粹的動物片不同，動物片的環境，是排除人的語境，反而很容易為之安名、設計家庭、引入人境，比如《薩瑪閣的露沙》……。在人境的世界裏，也可以讓動物有名姓，那常常是因為有了感情，如家犬之貝貝、露露之類。紀錄片《劉雁寶的故事》裏，主人公是一隻大雁並大名劉雁寶，養它的主人反而退居其次。片中的高潮，是讓雁和鵝鄭重其事成大婚，製造了喜劇片效應。這裡固然顯現了一種愛心，但似更想強化一種故事性和趣味性。而阿蘭于片中，除了可以方便地履行故事化述説職能，更有深意處，在於以特殊表一般，以點的故事喻面的意韻。廣東新會有個小鳥天堂，1930年代巴金曾留下了名篇。多少年來，那裏萬鳥雲集，成為著名景點，也為不少電視片所觀照。但是，我們片中所見，都是群鳥，即便有那麼一隻兩隻有特色，也只是“鳥”。鳥們，只是一種景致，被景別和角度“裝點”在晨曦或黃昏。《農夫和野鴨》裏，阿蘭被賦予了“使命”，通過“這一個”的生命故事、曲折經歷、悲慘結局，啟示了一種思緒，體現了一種情懷。用阿蘭點睛，點出了境界，點出了高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