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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沙皇”康健寧

康健寧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新民週刊 2011年12月06日 11:49 A-A+ 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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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週刊》:恕我冒充一次內行,您是怎麼“立集”的?好比小説家,結構上,是根據什麼“分章回”的?

  康健寧:至少這個問題,你不外行(笑),而且點了我的穴。因為拍任何片子,“立集”都是最關鍵的。首先,有個團隊,先對世博史做個梳理,然後灌給我,把重大節點給我列出來……“立集”時,我灌給大家的理論就是“黑球理論”——打“斯諾克”,先得知道,哪個球分值最高?黑球分值最高,7分,高手打球,總是先打一紅球(1分),再打一黑球,如此循環,必得高分。也叫性價比高;否則,老打其他顏色的球,就拿不到高分。

  《新民週刊》:那,您的“黑球”是什麼?

  康健寧:立集的中心就是,希望每個中國人,看了(《百年世博夢》)以後有反思:經濟高速發展後要抬頭!抬頭看世界——所有的材料都圍著這個“黑球”打,都奔向這顆“黑球”,要可持續發展,不要總是“表揚與自我表揚”!

  從每一集的標題看,思想脈絡就是這樣出來的——《世博歲月》、《百年夢圓》、《風雲世博》、《文明反思》、《世紀使命》、《城市之光》……

  《新民週刊》:您自己怎麼評估這部作品?

  康健寧:一部厚重的、試圖讓國人抬頭往高裏走的紀錄片;也是上海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部紀錄片。上海文廣新聞傳媒集團為此組成了紀錄片製作團隊,先後派出4路攝製組,分赴美加、歐洲、日本、俄羅斯等多次舉辦世博會的國家,採訪親歷者和相關專家學者。

  經統計,攝製組足跡遍及10個國家,32個城市,採訪的國內外人士近200位,其中有聯合國副秘書長安娜·蒂貝瓊卡、原聯合國副秘書長莫裏斯·斯特朗、英國文化委員會主席馬丁·戴維森等高級官員,也有法蘭西學院院士讓·皮埃爾·恩格米、英國皇家歷史學會主席馬丁·當頓、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肯尼斯·傑克遜等專家學者。

  此外,還有三路採集人員,前往6個國家10多個城市近20家重要影像機構,進行資料搜尋、觀片、篩選和洽談,最終採集到200分鐘版權資料母帶和1200分鐘版權資料樣帶,其中許多是填補國內影像空白的珍貴資料,如第一屆世博會展館水晶宮被焚燬之前的珍貴鏡頭,1939年紐約世博會埋下時間膠囊、愛因斯坦發表演説的畫面,都是第一次在國內出現。

  拍攝過程很“沙皇”

  《百年世博夢》的製作得到了國際展覽局方面的高度評價,國際展覽局秘書長洛塞泰斯表示:“中國電視媒體對世博會歷史的熟悉程度與對世博會發展脈絡的梳理令人震驚。”

  但成功的背後卻是“不足與外人道”的艱辛。對此,康導披露了鮮為人知的“內幕”——

  《新民週刊》:本次製作,時間短,前後才一年,而且工作量極大,據説您曾大光其火,不想拍了?

  康健寧:(沉吟)……發過火。發過很大的火!這部片子的確難拍。我們攝製組的年輕人,承受了外界想象不到的壓力……太大的壓力。

  《新民週刊》:您的團隊採訪了近200人,據説您要求每個人被採訪的時間不得超過40秒,但又必須拿到核心內容?

  康健寧:你想象不出他們壓力有多大……(沉吟)我,的確對他們太嚴厲,甚至是殘酷的!現在想來仍然內疚……40秒內拿到核心內容,這意味著我們的年輕人事先要對採訪對象做多少預案,才能在採訪時“一步直達心源”?!

  《新民週刊》:有一個不願意披露姓名的攝製人員,偷偷告訴我,他的確偷偷地叫過您“沙皇”,不過經過一年的打磨,他深感自己脫胎換骨了,整整上了一個層次,以後敢做大片了。

  康健寧:……這麼説吧,事實上,我們是以一個地方檯來完成一個國家級的製作——中央媒體的確要比地方媒體強一些,我們何必避諱這一點——這個地方團隊接觸過大片嗎?沒有。從導演、撰稿、拍攝、音樂、畫面剪輯……他們從來沒有接觸過大片,沒有經驗,而我卻一再要他們“抬起頭來”,要他們有國際視野,要他們用“影像思考”,要他們瞬間判定對象身份,直接鎖定核心對話,要他們掌握剪輯節奏……我發過牢騷,我率領著一支遊擊隊,卻要打一場正規戰,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他們往死裏整——精兵,就是這樣帶出來的!

  《新民週刊》:您曾花兩年的時間,拍攝紀錄片《陰陽》,13次到離銀川500公里的沒水的陡坡村。如此這般只為了拍個打井的。所以,我想象著您的嚴厲。

  康健寧:豈止是嚴厲,而是殘酷。製作過程中,一遍遍地打磨,每個細節都會被我苛刻地揪住,活像個虐待狂……當我們來到剪輯臺,每次,我都要做個聲明:“虐待”就要開始了,我們只針對工作,不涉及人與人的關係,我可能失控,希望大家理解我!

  每次都要這樣聲明。

  《新民週刊》:是不是高聲叱罵:連這點也不懂?!

  康健寧:比這還難聽多了。我急了,還是會失控,會動粗口——從分級導演,到總撰稿、攝影……話,既然已經説在前面,我是不帶個人惡意的。我知道,上海人敏感、面皮薄,特別愛面子,儘管這樣,我有時候還會指著鼻子跳腳罵,讓他們受了不少委屈,回到下榻處,我會難過、自責,甚至臭罵自己:你什麼東西,到上海來罵人?!但第二天,臭罵還得繼續,常常是邊罵邊幹活,罵得人坐不住,冒汗,渾身抖——是我沒有講清楚?還是你沒有理解?還是你現場失職?你本領不濟,能力低下,怎麼可以不勞而獲?……你這種人怎麼混進電視臺的?怎麼可以拿這麼“下流”的東西蒙人!你就是混!詐騙犯!我就是不讓你過!

  我要深深道歉的是一次直接對某個下屬的開罵:你,還要不要臉?!

  《新民週刊》:的確有點過。很想和您對罵,你個寧夏佬,法西斯!……不過一支隊伍也畢竟被您帶出來了。

  康健寧:呵呵。

  《新民週刊》:接下去做什麼?下一輪的“黑球”在哪?

  康健寧:大型紀錄片《孔子》。還是圍著黑球打。你剛才提到了紀錄片《陰陽》。很好。每當選擇紀錄一個人的時候,我總要看看那人背後站了多少人。《沙與海》中的牧民劉澤遠、《陰陽》中風水先生徐文章的背後,站著十幾億的中國農民。

  而孔子的背後,站著的是幾千年的中國人。那裏有整座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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