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紀錄片和紀錄片精神

郝躍駿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紀實臺 2012年10月09日 10:04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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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紀錄片與影視人類學有什麼關係？

    由於影視人類學對“非虛構性”和“文學性”的徹底排斥，人類學電影從一開始就要求紀錄畫面絕對的真實，科學性+真實性成了這門學科的生命和靈魂。所以，人類學電影與紀錄片從一開始就有一種天然的聯絡，它們一直在相互影響著。可以説，人類學研究特殊的田野工作方法和觀察、研究一個社會所採用的特殊方法為豐富紀錄片的語言，豐富紀錄片的拍攝方法做出了貢獻。從近年來一些重要的國際人類學電影節來看，今天的人類學電影與紀錄片除了拍攝對象（題材）、群體和拍攝目的等方面有一點差異外，在拍攝方法和理念上並沒有什麼兩樣。

    可以説，所有的影視人類學電影都是紀錄片，但並不是所有的紀錄片都是人類學影片。“影視人類學”（Visual Anthropology）原本是一門專門研究怎樣用視聽語言研究、記錄，並向不同的文化類型傳遞人類學信息的人類學中的一門分支學科，它主要是用人類學的方法，以攝影機或者用攝像機，電影膠片（或磁帶）為工具和載體來記錄、描述和研究人類學問題，所要表達的是人類學的觀點，或者被拍攝對象，抑或作者自己觀點的一門專門的學問。它主要的研究範圍，一是探索人類學電影的拍攝方法和規律，研究拍攝者與被拍攝對象以及與受眾之間的關係；第二就是製作“人類學紀錄片”作品。從電影的角度來看，“人類學紀錄片”是紀錄片中一個重要的拍攝類型，影視人類學曾經對紀錄片的發展做出過重要的貢獻，比如“觀察電影”（又稱為“直接電影”）和“參與電影”（“真實電影”）的創始人都是影視人類學者，紀錄片歷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品和流派的創始人也都是人類學家。

    攝影機發明後不久，電影就被人用來紀錄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它的這種強大的紀錄功能一下子就被一些探險家、考古學家和人類學發現了。西方文化擴張時，這些人類學家到了異域文化區域做田野調查，研究的過程是從田野到書齋再到現場，於是，鏡頭充當了描述紀錄的工具，用影像來描述不同人的行為方式、紀錄這些“可視的”社會生活方式成為了科學研究的一種有益的補充。但作為一個學科概念的正式提出是七十年代以後的事，經過了近百年的發展，影視人類學才逐漸形成了一門邊緣性交叉學科。

    人類學紀錄片對觀察一個社會所要求的理念和方法，對於紀錄片的拍攝是非常有用的。真正的人類學紀錄片根本不需要獵奇，它需要的只是用科學的方法來觀察、並紀錄我們這個正在變化中那些文化現象和人類的行為方式，它的田野工作方法和基本的職業要求，可以很容易與拍攝對象勾通與交流。這樣，早在攝影機進入被拍攝家庭之前，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大多已經成為了無拘無束、無話不談的朋友或者“親戚”了。

    當然，毫無疑問，人類學電影或者説人類學紀錄片在拍攝上有著比普通紀錄片更高的要求，拍攝、製作這種類型的紀錄片的難度也要更大。比如，按照西方的標準，在拍攝一部人類學紀錄片時，如果沒有一年以上對你拍攝對象和文化的了解，你沒有資格進行拍攝，此外，製作人還必須掌握被拍攝對象的語言。僅此兩點，在到處充滿了浮躁和功利的中國紀錄片界，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大家熟悉的《黑色的收穫》等等一系列著名的人類學紀錄片，都是進行了長時間的對被拍攝文化的了解後才開始拍攝的。我所知道的拍攝時間最長的一部片子，共用了五十年的時間，既講述了一個人的命運，也紀錄了一個社會的變遷。1996年英國皇家人類學電影大獎就給了這部用生命拍攝紀錄片的一個年逾古稀的老人。

    人類學紀錄片在保存、搶救正在不斷演變、消失的傳統文化中的重要性，已經越來越受到學術界之外很多領域的重視；然而，在缺乏影像檔案傳統的我國，時至今日，學術界仍然只把印刷符號視為至高無上的成果，他們並不認為影視載體可以作為人類學研究可靠的資料來源，人類學紀錄片頂多也只是學術研究的一種點綴和附屬；而對於電視界來説（不管是那個國家，不管是公眾電視臺還是商業電視臺），現在也不可能讓你用這麼長時間去這麼大跨度地跟蹤、紀錄一段歷史進程；對於獨立製片人來説，目前，他們還受到生存、拍攝資金等等方面的困擾，也沒有足夠的實力支撐他們拍出足以對得起歷史的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