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停滯是源於《廣場協議》嗎？房地産泡沫的影響究竟有多深？為什麼經濟一停就是二十年，而且有繼續停滯的跡象？日本經濟停滯的根本原因是什麼？20世紀80年代是日本的黃金時代，還是日本傳統産業結構的最後輝煌？終身雇傭制真的是日本的優良傳統嗎？日本應對經濟危機的教訓和經驗究竟是什麼？日本真實的社會現狀到底是怎樣的？日本與中國如何競爭？日本未來可能的出路在哪？會對世界帶來何種影響……近年來，全世界都在研究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但多是外部的臆測和猜想，日本人自身是怎麼反思的呢？

　　池田信夫，現任日本上武大學經營管理研究科教授。在日本經濟界和民間享有盛名。他犀利的觀察和獨到的見解，源於他豐富的經歷。他曾任NHK記者、策劃，專門負責深入的經濟報道和揭露政府濫用財政項目費用；也曾在政府任過職務，特別是擔任日本經濟産業研究所首席研究員的經歷，使他對日本經濟無論是宏觀、微觀，還是理論政策、現實運行，都有比較深切的研究。

　　池田信夫的《失去的二十年》，全書共分九章，從日本的現狀、歷史和經濟學的角度出發，深刻分析甚至是顛覆了世界對日本經濟很多傳統的看法。閱讀《失去的二十年》，不能不對池田信夫在每章前面引用的名言好好思考。

　　在描寫“經濟陷入長期停滯”的社會現狀時，他引用村上龍的名言：“這個國家什麼都有。要什麼東西就有什麼東西，唯獨沒有希望”。在提出和反思“失去的二十年”這一核心問題時，他引用叔本華的名言：“通常人們失去朋友不是因為拒絕借錢，而是因為借了錢”。在講“經濟政策的局限”時，則引用凱恩斯的話：“有計劃的公共事業，或許可以應對有效需求暫時走低的情況。但是僅建設公共事業是無法迅速建立起一個可以應對景氣週期波動的最有效、最永久的制度”。

　　在分析“日式公司走向終結”時，他引用羅蘭巴特的名言：“這個中心之所以存在，不是因為它在向周邊輻射發信，只是因為有人在城中設置了這樣一個空虛的點來牽制城中的一切變動，使其陷入永久的循環”。在講“製造立國的神話”時，他引用野中鬱次郎的話：“戰場上的戰鬥無法彌補戰術上的失敗，戰術無法糾正戰略的失誤”。在論述“創新和經濟增長戰略”時，他引用道奇森的名言：“在這裡想要保持在同一個地方不移動，就得不停地奔跑；要是想去其他的地方，那就得以加倍的速度奔跑”。

　　在訴説“不平等的真相”時，他重復藤原正彥的話：“人與人之間絕不是股份、金錢這樣冷冰冰的物質聯絡。我們講究的是人情”。在譴責“閒散富裕族”時，他引用米爾頓弗裏德曼的名言：“一個社會若將平等置於自由之前，那麼它什麼也得不到”。在分析“終身雇用的神話”時，他引用盧梭的話：“奴隸在牢籠中失去了一切，連逃跑的慾望也沒有了”。

　　在分析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經濟原因之外，在《失去的二十年》一書中，池田信夫對政策原因也特別關注。政策原因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大國謀略為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提供了政治支持，為日本參與國際經濟協調，聯合干預日元升值和開放本國金融市場，簽訂“廣場協定”和“盧浮宮協議”埋下重要的伏筆，泡沫經濟的重要金融政策誘因至今仍在；二是僵化的體制導致國內政局不穩定，“理想宏大的願景”總是吞噬經濟高速發展期間留下的財富，在長期的經濟迷失中，越來越多的日本人開始毅然拋掉“明天會比今天更好”的期待，學會了“知足常樂”，徹底的改革怎麼也走不下去。所以，對於現在的日本缺少的不是希望，而是逼迫人們窮則生變的絕望。

　　擔心中國經濟重蹈日本覆轍，並不是多餘的。至少從表面上看，中國崛起有著很多日本崛起模式的印記，相似之處足以引起警戒。美國面臨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的雙重困擾，過去是逼迫日元升值，現在又施壓人民幣升值。“出口主導型”的外向經濟，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出口對GDP的貢獻率達到23%，2005年出口對我國GDP的貢獻率達到了25.1%。日本和中國都是高儲蓄率和低消費率，即使在日本經濟的黃金時代，消費率也一直在60%以下，我國則更低，20世紀90年代以來從來沒有超過50%。

　　寬鬆的貨幣政策也十分相似，即使在經濟不景氣中也存在流動性過剩，日本廣義貨幣供應量佔GDP最高比例達到了190%，2011年末我國M2佔GDP比例已經超過了200%。穩健的財政政策也十分相似，財政收入始終保持較高速度增長，多數時候高於GDP增速，財政赤字一直保持較低水平。以房地産為代表的資産泡沫依然嚴重，我國房價至今未回到合理水平，即使股市已經大跌，但平均市盈率依然在20倍以上，高於國際平均水平。産業政策也都是政府主導型，如今的産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也都和上個世紀80年代的日本頗為相似。

　　但是，中國與日本也有很大的不同之處，給中國避免日本覆轍提供了較大戰略騰挪空間。首先是中國體制較為穩定，容易凝聚共識推進改革；其次是中國人口的“劉易斯拐點”比日本晚，日本的人口紅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已經消失，中國則還可以持續一二十年；第三，日本在經濟高潮中已經完成了城市化進程，而我國城市化率才剛剛達到50%，還有近30個點的空間；第四，日本的外資利用率一直較低，便於美歐施壓，而我國外資使用率基本在30%左右，會嚴重影響美歐施壓的決心和底氣；第五，金融自由化和私有經濟讓日本政府對銀行和企業的控制力較低，而我國的國有制度讓政府的控制力很強。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前車之鑒，中日經濟的不同之處，讓中國可以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和推動微觀市場改革，從而避免重蹈日本泡沫經濟的覆轍。在這個意義上，池田信夫的《失去的二十年》，我們是應該好好讀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