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底，謝剛獲知，新星出版社已提前一月完成全年任務，原定3000萬元左右的回款，已到賬4000多萬——比去年同期增長近60%；原定發行碼洋9000萬左右，已經突破1億。

　　碼洋突破一個億，對出版企業來説是一道檻，它通常意味著企業從小型向中型的提升。但是社長謝剛卻並未顯露出春風得意,他甚至還潑冷水,“發行部預測2012年的回款會達到6000萬，我們不能發展這麼快。”此時，讀者出版集團剛向新星注資兩千多萬元，獲得三成股份。

　　“我對新星的快速發展並不認同。”從7年前重塑新星出版社開始，謝剛要做的就是一個“精緻的小的出版機構”，定位於生産“知識分子的休閒讀物”。

　　單從碼洋與規模來看，在大型出版集團與民營出版企業環伺之下，新星出版社毫不起眼，但其近年來所走出的小而專的模式，以及圖書設計的精緻與品味，在一片“做大做強”之聲中，給粗放繁榮的中國出版市場帶來一股清風，成為業內話題和研究的對象。

　　“午夜”的怒放

　　2004年，35歲的謝剛厭煩了宣傳與行政事務，從最高法院下屬的法院出版社副社長位置上退出，放棄副廳級仕途，去謀劃他真正的出版夢想——做偵探出版。

　　他從學生時代就愛看偵探小説，至今已藏書三四千本。他選中了新星出版社，這家由中國外文局主管的出版社此前主要對外發佈中國政府白皮書，並無面向國內的出版權，“幾乎是一張白紙，可以按自己的思路去設計。”

　　從2004年底到2005年初，謝剛拎著黑色人造革提包，騎著一輛“飛鴿”自行車輾轉北京各處，完成新星出版社的註冊工作。全世界規模最小的出版社成立了——直到2005年出第一本書時，謝剛仍是光桿司令一個。

　　2006年，新星出版社“午夜文庫”第一作《八百萬種死法》問世。中國最大、最專業的偵探小説出版平臺誕生。

　　做平臺的想法，謝剛從1992年畢業分配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時就有，在最高院工作期間更加強烈。“我在那裏可以看到無數的案例。很多現實中的案子比小説要精彩。”

　　更深層的動因來自他對國內偵探小説出版狀況的不滿，他一直對自己心中的瑰寶被處理成地攤文學忿忿不平，“就像村上春樹作品早期引進中國被視作色情文學一樣，做得低端了，尤其是翻譯，太差了。有的在翻譯過程中把謎底都泄漏了，就像你知道比分看比賽，不好玩了。”

　　午夜文庫最開始只有兩個系列，大師系列與經典系列，後來加了日係佳作，2012年要重點推國內原創。迄今，午夜文庫已出版小説三百多本，還有五百多本版權在手。

　　午夜系列讓偵探小説在國內的形象脫胎換骨。謝剛曾為錢德勒《漫長的告別》一書設計了五十多個封面，通通被“下屬”們否決了。最滿意的一個是他特地請加拿大名設計師為每個場景手繪的封面，精美至極，結果被認為“太文藝，不市場”，還被批評一頓，“你想想我當時的糾結。”精美打眼的封面設計，已成為午夜系列乃至新星圖書的顯著標誌。

　　與此同時，謝剛推出了一些賠錢的書。比如《盲偵探卡拉多斯》、《角落裏的老人》，銷售不佳，但這是該流派的代表作品，他認為必須要涉及，“因為午夜文庫的意義在於推廣偵探文化，每個流派都要完整，這樣整個偵探小説的發展脈絡才會清晰。”甚至，他還推出了推理小説理論方面的書，如朱利安 西蒙斯的《血腥的謀殺》。

　　“我們所用的紙都是按我們自己的配方造的，最早的紅殼書，比較小的字體，都有一套專業的設計，一直沿用下來，是做給固定的讀者群的。”

　　偵探小説在新星手上，由大路貨變成了精品。午夜文庫佔了新星圖書出版品種與發行量的60%。而在國內市場，則佔了銷量的40%左右。

　　“閱讀之前，沒有真相”，這是午夜文庫的廣告語。在謝剛看來，偵探小説有3個作用：娛樂，精神冒險，智力訓練。這也是知識階層在通俗文學中獨愛推理偵探的原因。“常看偵探的人，邏輯思維能力、歸納能力、觀察事物能力都較強。”

　　如同勞倫斯 布洛克所説，“(我的作品)不能改變你的人生，但能伴你度過一個個不眠之夜。”午夜文庫培養起了一大批偵探小説迷。據新星估計，初期午夜每本必買的讀者大約在500人左右，現在則上升到15000人。

　　新星帶動了國內偵探小説的出版風氣。相應地，國外的版權費用水漲船高。午夜文庫剛開始做時，國外有作者授予10年的版權，只用500美金就可拿到，現在不一樣，一本版權可能要四五千美金才能拿到。

　　做與不做

　　新星名氣漸大，許多“項目”找上門來。謝剛拒絕過許多“可能會丟新星臉的書”，無論它是來自書商動議還是“有關”部門的壓力，抑或是自己內心的衝動。比如，新星拒絕教輔、穿越、青春文學、心靈雞湯、淺説歷史之類的書，哪怕它們贏利的誘惑再大。

　　説到出書賺錢，謝剛不外行，他曾經運作過最暢銷的網絡小説《第一次親密接觸》，手裏也捏著郭敬明、桑格格等一批暢銷書作者的版權。

　　“我們的定位非常清晰，立志做有趣味的知識分子休閒讀物。我們基本不做純學術很專業的書，但也不是完全通俗化。”謝剛説，當然也有可能超越這個定位，比如熊培雲的書，是算社科類讀物，還是通俗讀物呢？已不僅是知識分子在讀了，大眾也在讀。

　　熊培雲身跨學者、記者、作家三界，目前他在新星出版的《自由在高處》、《重新發現社會》、《一個村莊裏的中國》等書以其深刻的思想、強烈的現實關懷與鮮活的文筆而為讀者追捧，不斷登上暢銷書榜單。

　　除了午夜文庫，新星還有大端文庫，主要是做高端的社會科學方面的書，學術書、文化書。比如馬上要出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非常有價值。學而文庫更多側重於文化和歷史，東西文庫則涉及生活時尚。

　　“好賣但無價值的書，新星一定不會出。賣不掉但有價值的書，新星有可能會出。我們每年會有一定比例出這些書。”新星曾出過一本純數學的書，書名謝剛都記不住，對作者而言是一生的總結，書一共只賣了800本。再如新星即將出版的《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五十年史》，這本書也不會嫌錢。

　　做一些吃力不賺錢的事，戒急功近利，新星的風格在當下的出版市場顯得有些另類。“有的出版社是竭力掘取作家的價值，讓作家曇花一現。當一家出版社一年推出一個人四五本作品時，你還會買他的作品嗎？質量一定不能保證，這是對作者不負責。”謝剛説，新星還是儘量維護好作者，長線合作。

　　新星不算巨而富的出版企業，但對國外成熟的市場卻能明辨良莠。國內一家出版企業想一次性買斷日本推理大師江戶川亂步幾百本書的5年版權，一次性要投入2000萬。這已經不符合圖書的出版規律了，有多少中國讀者5年能消化一個人的幾百本書？版權公司經慎重考慮，還是賣給了新星。新星只選了13本，13本足以將這個作家的基本風貌介紹出來。

　　“我當初做新星時，因為經歷了很多事情，實際上是想躲進小樓成一統，靜心做一點自己的事情。”謝剛説，“新星今天的發展速度較快，但我們依然是刻意地往回收，沒有放任發展，而是有限度地發展。”去年年底新星開董事會，把2012年的增長目標控制在20%之內。

　　“我只是一個文化人，不是一個商人，不能也不想成為企業的純商業的管理者，只想成為一個有點文化理想的出版管理者而已。”謝剛説。

　　作為一個文化人，謝剛比想象的要樸實憨厚，作為一個出版商，他沒有想象的那麼精明，但你看到新星的良性成長與良好的口碑時，你會發現，憨實的新星潛藏的可能是一種不為人知的智慧。

　　“我們就想做一個專業的出版社，大的出版集團是可以追求規模的，小的出版社在資金不能匹配的情況下，走專業化路線是一個理性的選擇。偵探小説我們已經遙遙領先了，任何出版集團要做偵探小説，無法繞過新星，我們只有做專，才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在這個小領域內，新星謀劃了多元化發展。數字化出版方面，新星起步非常早，從2006年開始就做數字化的閱讀産品。2007年做了聲動網，現在有一萬多小時的聲音內容。還成立了一個影視工作室，為影視公司提供版權和劇本資源。

　　如何定義新星的成功？“目前的發展是在我預想之內的。新星始終沒有脫離出版人的人文情懷，我和我的團隊都如此。這是一個愛書人呆的地方，是為愛書人提供産品的地方，我們做的書也是我們喜歡的。”

　　“非常可愛的老大，給力的老大”，“平時大大咧咧，又開明又有自己的堅持”，下屬如此評價謝剛。“你會發現我們的工作效率既不像大出版社那樣鬆鬆垮垮，也不像文化公司那樣忙碌緊張。

　　謝剛追求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他養馬，在北京市業餘比賽中拿過名次，騎自行車，環行過青海湖。在北京時每天在跑步機上跑一萬米，每晚堅持兩小時看書從不間斷，“人只有看書內心才會平靜”，“這條道無論它是黑的白的，我會一條路走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