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産業空心化趨勢愈演愈烈之際，金融業的暴利被視為罪魁禍首之一。隨著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呼聲越來越高，銀行體制改革迫在眉睫。中國的銀行業該朝哪個方向改？如何看待改革路徑的爭論？就這些問題，《中國企業報》記者近日專訪了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防止金融業創新過度

　　《中國企業報》：最近，有關銀行暴利的報道頻見報端，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上，經濟學家更公開表示，中國不是缺錢，而是錢的配置出了問題，有關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呼聲越來越高，你怎麼看待這種聲音？

　　郭田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最近大家談得比較多，媒體問的也比較多，都是在談同一個問題。我有一個觀點，從美國金融危機的教訓來看，作為金融産品，它的功能越複雜，衍生的層次越多，就會導致兩個問題，第一是內在的風險性越大，第二是偏離實體經濟的距離會更遠。

　　我們要引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有兩個方面比較重要：第一是防止金融業出現創新過度而形成自彈自唱的情況，美國的教訓必須吸取。第二是創造服務實體經濟的環境，從根本上解決如民間借貸、中小企業借貸難等問題，我們要實行中國式金融改革。

　　《中國企業報》：美國的教訓可能是創新過多，2008年開始深受其害。中國的金融改革提了很多年，目前最迫切的問題在哪？

　　郭田勇：首先，我們要防止金融業劍走偏鋒，大家注意到，複雜的金融衍生品會産生問題：一是這裡面的杠桿倍數非常高，容易把風險放大，本來買東西花一塊錢只能買一塊錢，現在花一塊錢能買100塊錢、1000塊錢，就能夠把原生産品本身的風險放大；二是容易給風險機構轉移手段，當風險轉移手段比較強的時候，就會使金融機構的業務發生畸形化。比如説美國的次級債，金融機構為什麼這麼容易發放次級貸款然後再發債，就是因為有這種轉嫁手段。貸完款，可以把風險轉移走，讓其他的公眾、其他的投資者持有這個債，這樣就可以樂此不疲地做這種包裝，從而獲得中間的收益。我們要注意防止這個問題。

　　我們在中國要防止金融創新的過度化，創新相對於美國所出現的金融創新的過度化來講，我們也清楚，我們更多存在著金融市場開放程度仍然還不夠，我們在原生的基礎性的金融産品的發展上、在經濟金融工具的選擇和使用上，還存在著很多的缺陷。

　　一枚硬幣的兩面

　　《中國企業報》：在金融服務實體的呼聲越來越高時，你認為在目前情況下具體應該怎樣做才更有效？

　　郭田勇：要讓金融有效地服務中國的實體經濟，未來有幾件事情要做：一是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二是降低金融機構的準入門檻，進一步開放市場。我想強調的是，我們説利率市場化改革和開放市場準入，我一直認為二者應該是並行的關係，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

　　假如我們的利率市場化沒有改革，我們只是把金融機構、銀行的準入門檻大幅度降低，這樣就會大量吸引社會資本進來辦銀行，因為利率這麼高，金融業就會形成一個黑洞，吸引社會大量資金往內涌，這也會出問題。

　　如果僅僅是市場化改革了，但金融準入門檻沒有降的話，還是現有的金融機構在經營，利率市場化了，這樣反而可能會由於現有的金融機構與大型的國有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為主導，反而會形成聯合性的、相對壟斷的狀態。利率市場改革以後，貸款利率不但沒有往下降，而是在往上升。利率市場化改革和放鬆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降低準入，兩者應該是同步進行的。

　　《中國企業報》：你曾經表示，在利率市場化改革完成之前，不應該推出中國的《巴塞爾協議III》。具體該怎麼理解呢？

　　郭田勇：《巴塞爾協議III》的監管標準相對於《巴塞爾協議I》和《巴塞爾協議II》，有相對大幅度的提高，我可以告訴大家，我們在銀監會也和監管機構的領導進行了討論，學術性的專家可能認為太高的監管標準還存在一些質疑。

　　如果大家注意過我的觀點，我在前段時間也談過這個問題。我總是在擔心監管標準過高，容易導致形成中國監管的形象工程或者是馬其諾防線的問題，一方面是利率沒有市場化；另一方面是金融監管機構沒有放開，各家的銀行盈利都非常高，各個銀行的行長都把銀行賺這麼多錢認為是個人本事大的表現，盈利非常高，出現虧損、破産的可能性非常少。

　　《中國企業報》：也就是説，在利率市場化之前，再進一步加高風險資本防線，沒有必要？

　　郭田勇：大家知道資本的意義是消化和吸收風險，但現在大家都這樣做，有這麼高的防線，我擔心會形成資本浪費。我提出一個建議，我認為銀行和銀監會可以進行協調，在利率市場化改革完成之前，我們不應該推出中國的《巴塞爾協議III》。

　　利率市場化改革沒有做，我們就能夠判斷到整個銀行業對未來仍然會呈現持續高盈利的狀態，這個時候再推《巴塞爾協議III》，進一步加高利率，這個必要性並不高。資本是為了應對風險的，我們在利率市場化完成之前，我個人認為沒有必要推出《巴塞爾協議III》設置那麼高的資本標準、那麼高的監管條件。

　　非對稱加息和一升一降

　　《中國企業報》：現在推行利率市場化改革似乎還有難度。

　　郭田勇：當然，我也注意到，監管機構、央行有很多觀點，利率市場化現在還是有一點障礙。銀行從公司治理的角度談，還是不太行，從公司制定約束上，還是不太夠。但我感覺從國有銀行以及其他中小銀行的改革，已經搞了很多年，公司的治理水平總體是不斷升高的。就像我們讓一個人學游泳，總是在澡盆裏學，不讓他有可能被嗆水的可能，他始終是很難學會游泳的。

　　《中國企業報》：如果一時還到不了游泳池或者大海，那該怎麼辦？

　　郭田勇：你怎麼判斷銀行的公司治理水平達到了非常高的時候，就能夠放開利率？這個事情是很難找到一個最好的點。如果説我們認為現在利率是市場化，現在條件不是完全成熟。我們現在可以幹點什麼事呢？

　　可以先採取一些措施，把銀行的利差水平先降低下來，或者是先縮一下，這個措施是可以的。

　　有幾種方案：第一，可以非對稱加息，存款利率下降，提一個點，貸款利率先不要動。我們算過，如果利率市場化的準備，現在銀行利差有3個多點，我減到0.5—1個點，這樣銀行的盈利大概總體能夠減少三四千億的量，因為現在盈利太高，遭到社會的詬病和指責也比較多，我們可以先做非對稱加息這樣階段化的事兒。

　　第二，可以採取一個加、一個降，把存款準備加0.5、把貸款利率往下降0.5，我認為可以先把這個事兒往下降一些。加強存款保險制度的建設也很重要。如果沒有存款保險制度，利率化，金融機構準入門檻降低以後反而會出現問題，所以我們通過存款保險制度來保護金融投資者的利益，這樣對銀行業的穩健經營也很重要。

　　存款保險制度有一個障礙，在大小銀行上，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並不相同，中國的幾家國有銀行通常認為不存在破産倒閉的可能性，所以存款保險往往是容易增加成本，從他們兜裏掏錢保護這些中小銀行，他們並不積極。

　　但大家要認識到，第一，存款保險是一種強制性的保險，並不是普通的商業保險，這在各個國家都是一樣的。第二，如果只讓中小銀行加入存款保險，大銀行不加入的話，可能會存在中小銀行加入保險了，它的經營成本比大銀行高，反而會使得中小銀行發生道德風險，發生逆向選擇，因為我的經營成本高，就會冒險做更高收入的業主，從而進行彌補，這樣使中小銀行出問題的概率會更大，由於存款保險本身是一種強制保險，同時又由於在中國而言，從整個金融業的角度考慮，還是應當讓所有的商業銀行都加入才對。

　　《中國企業報》：中國的匯率和利率兩個方面都在面臨著全面的市場化改革，你認為這個順序應該怎樣排？

　　郭田勇：現在從央行來看，在匯率方面，我們感覺所做的工作大概是更多一些，但大家要看到，匯率要放開也是非常難做的抉擇。如果我們不把匯率設置為一種波動空間，如果完全放開，資金、資本自由流動，有時候對經濟會帶來衝擊、振蕩會更大一些。

　　由此，我提出一個觀點，我們是不是在利率市場化問題上走得比匯率更快一些。因為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利率市場化，風險在經濟體內，我們可以爛在鍋裏，如果出問題，我們是國內的。而匯率，那是國際性的。

　　從利率市場化來講，邊際效益會更高一些，利率一放開之後，對儲戶、企業都會帶來好處，匯率放開，無論是出現升值還是貶值，對經濟帶來的影響，我覺得尤其是對經濟主體可能會帶來負面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