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勞動人口比重十年來首次下降——2011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為74.4%，比上年微降0.10個百分點。另一方面，近期有關養老金是否入市的話題也爭論不休。實際上，無論養老金是否此時入市，中國都正面臨著巨大的養老 “赤字”問題。如何填補這個缺口，建立可持續發展的養老保障體系，有效防範債務風險，已經是擺在中國面前的重大戰略性議題。

　　一直以來，老齡化被看作是與人口紅利相對的“人口負債”。人口老齡化確實會給經濟增長帶來許多挑戰和衝擊，老齡人口數量的增加，將導致用於養老的資源總量的增加，也意味著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經濟資源配置格局的改變。同時，勞動力嚴重短缺，也將帶來經濟總産出下降，儲蓄率下降，導致投資減少等。

　　然而，我國老齡化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複雜性。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老齡化社會具有老化速度快、老齡人口規模大、未富先老等特點。上海、北京這樣的大都市老齡化問題更加突出。

　　作為一種公共産品，是政府主導還是市場力量的選擇，歷來是社會養老保障模式關注的焦點。西方經濟發達國家率先進入老齡化社會，建立了福利國家制度，並開始推行從出生補貼到喪葬費的一攬子福利計劃，福利國家開始在歐洲風靡起來。在這種國家保障的模式下，政府承擔了公民各種社會保障（醫療、教育、養老、救濟、失業）的資金來源與待遇支付職能，但是，我們能否完全照搬西方完全福利化的國家保障養老模式？

　　西方一些國家的養老保障方式，與之相伴的就是政府長期承諾的迅速擴大，這些承諾的最終承擔者，仍然是國家財政的鉅額赤字。政府對社會基本養老的承諾具有制度剛性，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推進，養老保障覆蓋面擴大對財政的潛在壓力將逐步顯現。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後，長期財政償付能力使一些發達國家的養老保障更加不堪重負。

　　據IMF統計，從2007年至2014年，二十國集團（G20）中，工業化國家的平均國債負債率（國債與國內生産總值之比）將上升至近25%。但到2050年，這場危機的成本最多只會有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財政成本的5%。數據顯示，當前深陷債務危機的歐盟國家中，國有養老金債務是其GDP總和的5倍左右。據弗賴堡大學研究機構報告，早在2009年，這些國家的養老金債務規模就已經達到了39.3萬億美元（30萬億歐元）。其中，德國佔有7.6萬億歐元，法國有6.7萬億歐元。目前，歐洲年齡超過60歲的人口比例為全球最大，2009年這個數字為22%，到2050年這一比例將上升至35%。因此，沉重的債務負擔正在吞噬者政府的財政資源，這也是這些國家難以真正有效削減債務的真正原因。此外，處於人口危機邊緣的日本，在2011財年養老金髮放金額預計將出現2.5兆（萬億）日元（289.7億美元）缺口。根據日本2005年人口普查結果推算，日本將在2012年~2013年迎來一個退休高峰。而日本在2011年~2014年將迎來一個償債高峰期，到期債務總額約達2246萬億日元，約為GDP的5倍。償債高峰與退休高峰的重疊將令日本政府破産風險一觸即發。

　　同樣的養老赤字也在逼近中國，2010年我國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總收入11491億元，比上年增長18%，全年基金總支出8894億元，比上年增長20.4%。收大於支，但是支的增長速度大於收。2001年以來，在覆蓋的城鎮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職工中，參保人數平均增速為4.04%，已經低於離退休職工人數的平均增速6.64%，而養老金的籌集主要依賴參加養老保險的職工人數。顯然，養老金收小于支會持續下去，這意味著全國養老保險收支出現赤字並非是遙遠的事。

　　那麼中國應該選取什麼樣的養老保障制度模式呢？中國的養老體制安排需要與“未富先老”的國情相一致。在較低收入水平下解決中國養老問題，既要考慮人口老齡化對現行養老保障體系的挑戰，又要考慮量力而行，防止對長期增長帶來衝擊。因此，我們需要從可持續性角度對中國養老保障體制改革進行評估，並結合人口老齡化趨勢和經濟增長前景，兼顧“效率”和“公平”，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養老保障體系。

　　在我國人口結構發生快速變遷、傳統家庭養老保障功能萎縮、政府財政支付壓力加大的情況下，推進社會化養老共建保障模式應該是符合中國國情的首選模式。而這種多元支撐的社會化養老保障模式，需要養老公共服務體系、社會化養老機構、社會養老保險、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等一系列制度設計的全面跟進。

　　此外，筆者認為，無論如何，養老金拓寬融資渠道都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應該在防範風險為第一要務的前提下，積極拓展股票投資、債券投資、私募基金以及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把養老基金做強做大，並使之成為中國人養老的“資金池”。養老赤字正在逼近，中國必須做好全方位應對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