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週刊201201期封面

　　做點無用的事吧，“急之國”的人們。

　　做點跟陞官、發財、成名沒關係的事，做點跟自己的情感和精神有關的事。

　　誰都要吃飯，卻不需要時時為稻粱謀。成功帶來滿足感，靈魂難免還空虛。按照社會標準度過的一個個“有用的一天”，達不到幸福的標準。

　　有熱愛無用之事的人，有名為“無用”的服裝品牌，有在冷門學科甘之如飴的人，有成功人士的退後反思。

　　無用，是讓腳步暫停等靈魂跟上；無用，是不功利更本真地享受生活；無用，是與社會和自己和解，以樂趣戰勝焦慮，以平和心態迎來人生新境界。

　　“實用主義實際上是最不實用的。”(鄧曉芒語)試試看，你的“大用”正蘊藏在你的“無用”之事裏。

　　無用於事，有用於心。

　　有用的無用，無用的有用

　　人體上火了，喝劑涼茶能去火。社會上火了，也需一劑能清心降火的藥方：做點無用的事，關心點無關的人。前者清心，解焦慮症，自己與自己和解；後者解毒，消化社會戾氣，與社會達成和解。

　　文/朱坤

　　有的人一輩子都在做有用的事，事實卻證明一輩子都毫無價值；有的人一輩子都想做點無用的事，留下的東西後人卻受用無窮。

　　前者例子太多，不可盡數。後者的典型是“京城第一名家”王世襄，生於名門世家，卻沉迷于各種雕蟲小技，如放鴿、養蛐、駕鷹、走狗、摜交、烹飪，而且玩出了文化，玩出了趣味。荷蘭王子專程向他頒發2003年“克勞斯親王獎最高榮譽獎”的理由是：如果沒有他，一部分中國文化還會被埋沒很長一段時間。

　　中醫裏對人體“上火”症狀描述為：人體陰陽失衡，內火旺盛。常見症狀為：胃疼口臭、咯血咳嗽、煩躁不安、心煩意亂、心悸失眠等。中醫又説：有火則生、無火則死，火乃必需，超過正常就屬邪火。人人力爭上遊自然是好，否則也不會有這30餘年經濟奇跡。但有用之學主宰一切，成功學成時代主旋律，又使當今社會如一個典型“上火”型社會：心中慾望太強、步子太大、動作難免變形，所謂“步子太大扯著蛋”是也。所以李天一也好、郭美美也好，層出不窮毫不為怪。

　　人體上火了，喝劑涼茶能去火。社會上火了，亦需一劑能清心降火的藥方：做點無用的事，關心點與己無關的事。前者清心，緩焦慮症，自己與自己和解；後者解毒，消化社會戾氣，與社會達成和解。

　　有用的無用

　　什麼叫做點無用的事？用白岩松的原話講，現在中國人太專注于做有用的事，只要做的事跟陞官、發財、成名沒有關係就便沒用了，便慢慢被荒廢了。33年改革，已經將中國人弄得只會幹有用的事，不太會幹無用的事。人只有經常做無用的事，才可以誕生離人心更近的藝術，留不留給後世不重要，起碼是告慰自己的生命。約翰列儂説，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那就不算是浪費時間(“Time you enjoy wasting, was not wasted。”)。但中國的家長們的口頭禪是，可這有什麼用？

　　説中國父母是世界上最功利的父母絕不為過，被西方人認為不可理喻的“虎媽”在中國遍地都是。網上的“80後孩奴媽媽曬百萬元賬單”的帖子看來觸目驚心，但早已成為社會普遍現象。早教經濟、學區房、奧數班甚至已成為龐大“教育經濟”的一部分，身處其中的中國父母，外人眼中是“虎媽”，自己心中是“孩奴”，裏外都不是人。

　　中國的家長們未必分得清有用無用的哲學之辯，但一定會用最原始的語言告訴你什麼是有用。能加分的有用，能助升上重點中學、大學的有用，能找到好工作的有用，能當上公務員的有用，能權財兼收、有房有車的有用。簡而言之三個字：錢、權、名。再簡單一點，就“成功”二字。至於其他，統統劃為“無用”之列。

　　上世紀80年代，一個美國人參觀了北京、上海、西安幾所中小學，回國後寫報告説：“中國學生喜歡早起，7點前中國大街上見到最多的是學生，他們喜歡邊走邊吃早點。中國學生有一種作業叫‘家庭作業’，據一位教師解釋，他是學校作業在家庭中的延續。中國把考試分數最高的學生稱為學習最優秀的學生，學期結束時，這些學生會得到一張證書，其他人則沒有。”他的結論是：中國學生是世界上最勤奮的，學習成績也比任何一個國家同年級學生要好。因此再過20年時間，中國在科技文化上，將把美國遠遠甩在後面。然而20多年過去了，中國孩子們依然喜歡早起，依然7點多走在大街上吃早點，家庭作業依然永遠處於“未完成”狀態。但一個蘋果抵得上十個中石油中石化，一部《盜夢空間》抵得上十部國産大片，無論科技，還是文化，中國依然被美國遠遠甩在後面。

　　18世紀的法國人盧梭説：“大自然希望兒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兒童的樣子。如果我們打亂了這個次序，就會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實，既不豐滿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會腐爛；我們將造成一些年紀輕輕的博士和老態龍鐘的兒童。”小大人與老頑童，前者如“五道杠少年”，後者如郭美美眾乾爹等，正是時代特産。

　　這種社會整體上的焦慮感似乎為東方儒家社會所特有。2001年9月，台灣教育部門在反思過去48年的大學聯考制度時説：“聯考造成了不正常的升學壓力，從而造成畸形的教學，畸形的教學造成文化的失根。一個國家如果大多數的國民只知道在個人的近利和物欲中打拼，這個國家的前途著實堪憂。”的確，教育失常導致文化失根，文化失根導致社會失衡。現在，台灣大學已經採取多元入學方案，放棄了單一聯考制。

　　無用的有用

　　另一個愛把“這有什麼用？”當做口頭禪的，是中國的市長們。

　　上世紀50年代，北京市以城墻妨礙交通、限制城市發展為由，決意推倒古城墻。時任首都規劃委員會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大小場合公開表示堅決反對，他甚至向其時的北京市長彭真當面直言：“50年後，歷史將證明你是錯誤的，我是對的。” 其實歷史的清算何須50年，不到20年，國人已認識到自己無意中成為歷史之罪人。

　　但在房産開發、GDP數字這些“有用之事”面前，歷史街區、文化保育實在乃太“無用之事”，它不能帶來任何GDP數字增長、官職升遷或所謂的“城市虛榮心”。所以，文化界一邊在為北京古城墻不保而嘆息，那邊七朝古都如開封為修通公路，打算開挖古城墻。“十朝古都”南京市也打算借“城市危改”工程，將金陵古城夷為平地。

　　是的，古城墻有什麼用？博物館有什麼用？市民廣場又有什麼用？段子裏潘石屹在中關村某大廈上看見好大一片空地，急囑助手拿下。有人提醒説：那是北大。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學者喬萬尼波特若如此定義城市：“城市被認為是人民的集合，他們團結起來以在豐裕和繁榮中悠閒地共度更好的生活。”但在中國市長們的規劃之下，城市只是摩天大廈與地標工程的集合，人們只配在交通擁堵和環境污染中度過余生。

　　沒有了步行綠道、街心公園與市民廣場的城市，不值得留戀。沒有了大學、博物館和音樂廳的城市，是否還會存在，都是個問題。國內許多城市都醞釀把大學遷移到郊區，騰出市中心的黃金靚地大搞房地産。如果沒有北大清華的學術滋養，中關村是否還是中關村？沒有藝術家的創造力，798隻是個旅遊區。

　　在這些信奉“有用之學”之士的規劃下，中國的城市正呈現“千城一面”的城市形態與格局，比麥當勞漢堡、肯德基雞翅還要標準化，中國城市的文化個性、市民的“集體記憶”正在整體性喪失。

　　也有例外的，如揚州。這10年來，別的城市都在大拆大建，揚州卻獨自走了一條不與別人比GDP，不與別人比高樓大廈的現代化路子。1958年，豐子愷曾失望地説揚州“全無一點古風”，是“一個普通的現代化城市”，“只是小上海、小杭州，並無特殊之處”。但新世紀10年過去，揚州人卻將古城整體保存下來。今天的揚州主政者甚至自豪地説，古城及其文化是揚州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無用之用，方為大用

　　牛頓曾經説：“自然界不做無用之事。只要少做一點就成了，做多了卻無用，因為自然界喜歡簡單化，而不愛用多餘原因來誇耀自己。”人卻恰恰相反，常做自認為有用之事，事實卻證明常常無用。

　　白岩松常引用的例子：8位名牌大學畢業生，其中2名博士、5名碩士，還有21名本科生，去一家大型企業求職但無人成功。因為企業老總覺得：這些學生面試時都很自我，發短信或打電話到企業時，大多沒有稱謂或問候；考完了，沒有一個畢業生主動打招呼説“再見”、“謝謝”……

　　或許他們每個人都學富五車、才高八斗，都是合格的高材生，但沒有基本禮儀與社會準則，某種意義上，都不是合格的人。

　　零點公司曾經做過的一個“世界公民文化與消費潮流”調查顯示，講究禮貌、責任感、寬容地尊重別人是各國公眾認為最重要的價值。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公眾最重視的價值依次是：獨立、學識和講究禮貌；而對責任感、寬容地尊重別人、與他人溝通、服從，想象力的重視程度遠遠低於其他國家。例如，重視責任感的中國公民只有30%強，處於世界各國的最低點。同樣，只有不到30%的中國人重視容忍和尊重別人，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約l0個百分點。

　　某個飯局上，問在座的幾位男士，多長時間沒回家吃晚飯了？在座諸君皆有愧色。有人説，一年在家吃飯不超過10次，其他都奔波于酒局飯局之中。王朔説，中國人的家就是晚飯。家不成為家，國之焉在？國之潰敗，也是從家不成家開始的。還有陳丹青先生説得好：其實不必那麼忙的。

　　中國古人是“通識教育”，未認字前，先背誦三字經，無非仁、義、禮、智、信五條。這就是維繫中華民族血脈不斷的社會底線與價值觀原點，守住了仁、義、禮、智、信，也就守住了個人良知與社會正義。只可惜現代中國人，即便上知天文，下曉地理，考得了託福，入得了官府，説起這五個字，也是啞口無語。

　　單論有用，再沒有比高鐵更有用的了。但看看別人怎麼説，高鐵事故之後，美國專欄作家Megan McCardle説：“從技術層面上看，美國高鐵比中國高鐵相形見絀，坐著搖晃，速度緩慢，外觀也不華麗。但換一個角度，我們用緩慢的鐵路換來了很多無價之寶，包括我們對政府權力的約束……以及我們已擁有的眾多基礎設施……有時候擁有集體回憶比擁有一個非常酷的鐵路要寶貴得多。”

　　若論無用，還有什麼比詩歌、哲學更無用的？英國人説，英國人寧可失去整個印度，也不肯失去莎士比亞。喬布斯説，我願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換取和蘇格拉底相處的一個下午。所以莊子才説，無用之用，方為大用。

　　以無用之事治時代焦慮症

　　生活方式就是限制方式。你選擇一種生活方式就是選擇了某種限制，無一例外。盧梭早就説過：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文/肖鋒

　　上世紀70年代安東尼奧尼所拍紀錄片《中國》，意外為中國保留了那個年代國人淡定的一面。倘若這位意大利導演今天再來，會發現中國淡定不再，代之以急急火火的追名逐利。

　　在《論美國的民主》(1835) 一書中，托克維爾用了一章的篇幅述説“為什麼富足的美國人常常如此焦躁不安？”，“永不知足”同“過高期望”以及“妒嫉”：美國自殺率不高，焦慮症卻猛增。可見美國夢也有它病態的一面。

　　今天，美國夢消停了，中國夢甚囂塵上。輪到中國人焦慮了。

　　身份焦慮症中的中國人

　　陳丹青在上次《新週刊》的“生活方式論壇”上感嘆人們的生活總是被“規定”著。所幸，他幹了兩件無用的事：寫文章與畫畫。所謂藝術家就是能幹自己認為爽的事的人。

　　在“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人們被鬧革命、批判、下鄉、回城規定了；在計劃體制下，人被糧票、布票、油票等規定了；現在，在商品經濟時代，人們又陷入商業集權的規定，被電腦、馬桶、空調和手機規定了。陳在現場發問：我們今天誰可以不靠手機過日子，請站起來！

　　要不就活在被權力規定的生活下，要不就活在被商業規定的生活中。

　　中國古人被三綱五常規定著，淡定安逸。改革開放前有單位規定著，生老病死有人管。現在沒人規定了，那就接受市場經濟的苦逼歷練吧！

　　生活方式就是限制方式。你選擇一種生活方式就是選擇了某種限制，無一例外。盧梭早就説過：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相對三綱五常和單位領導，本人寧願選擇被商品經濟規定。理由簡單，因為有相對的選擇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

　　焦慮是自由的伴隨物。當你能相對“自由”地追名逐利時，焦慮即空前增加。《身份的焦慮》(Status Anxiety)的作者阿蘭德波頓提示中國人：新的經濟自由使數億中國人過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榮的經濟大潮中，一個已經困擾西方世界長達數世紀的問題也東渡到了中國：那就是身份的焦慮。

　　“身份的焦慮是我們對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擔憂。不管我們是一帆風順、步步高升，還是舉步維艱、江河日下，都難以擺脫這種煩惱。為何身份的問題會令我們寢食難安呢？原因甚為簡單，身份的高低決定了人情冷暖：當我們平步青雲時，他人都笑顏逢迎；而一旦被掃地出門，就只落得人走茶涼了。其結果是，我們每個人都惟恐失去身份地位……”

　　是的，每時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所包圍。傳媒、飯桌、頒獎會，無孔不入地叫囂：要成功！要成功！我們能接受一個遠在天邊人的成功，卻不能接受一個身邊人的晉陞或中彩。

　　亞當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論》中感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辛苦勞作、來回奔波到底為了什麼呢？被他人注意、被他人關懷，得到他人的同情、讚美和支持。”對人最嚴厲的懲罰就是把他仍到繁華的大街上卻無人關注。

　　假如“自我”是一個氣球，裏面裝著別人對你的評價，那你就被別人尊重或鄙視規定了。對身份地位的渴望，同人類的任何慾望一樣，都具有積極的作用：激發潛能、力爭上遊、阻止離經叛道的行徑。於是你不可避免患上身份的焦慮症。而做一些“離經叛道的行徑”或許正是救贖之道——做些無用之事以治愈時代焦慮症。

　　你有過一個幸福的童年了嗎？

　　關於該不該讓孩子做“沒用”的事，力挺派認為“沒用”的東西最有價值。偉大的藝術都是在“沒有用”的情況下誕生的。但多數中國人成長的路徑，都是被逼去做那些社會認可的“有用的事”、“正確的事”，我想，這正是這個時代不快樂的根源。

　　逼孩子去學奧數、學英語是“有用的事”；讓孩子學會交往、學會合作、學會管理好情緒是“無用的事”，而往往這些看似無用的事卻又與孩子的幸福息息相關。我們孩子們的生活被格式化為單一的應試教育菜單，你不選擇，就被拋到這架龐大的成功機器之外。

　　國外教育界日益提倡一個人“同理心”的重要：一種能深刻感知和分享他人情緒的能力，所謂感同身受。“同理心”是同情心的前提，被《全新思維》的作者概括為右腦六大能力之一。我以為，微博就是個鍛鍊人同理心的地方，是對現行教育缺失的一種意外補償。90後為何頻頻被曝發飚？從小生活在以我為中心的溫室，基本沒有機會領教這個真實世界是怎麼看他們的。

　　我可以自豪地説，我領孩子去捉過蛐蛐、釣過魚，讓他們夜晚走過玉米地。但多數時候，為了“培養成人”，經常逼其就社會的范。不打不成材。打兒子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在長大可能沒出息但有個快樂童年，與長大變成功人士但童年痛苦之間，我傾向於前者，但總有反復。我清楚，這是社會擰巴父母，父母再擰巴孩子。

　　楊振寧曾寄語年輕的清華校友們：“發現偏好、培養偏好、發展偏好”。他説得沒錯，人有18種天賦，發現一種你就跳出來了。讓藝術系的過英語關，讓物理系的過政治關，那是“毀人不倦”。我讀了十七年的書，最後發現，90%所學是無用的。你説説，啥是有用的事，啥是無用的事？

　　鼓勵去做無用之事，你可能説這是站著説話不腰痛，尤其對那些貧家子弟。“我用了18年夜以繼日地苦讀，才有資格跟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在中國，讀書是窮苦階層改變身份的唯一途徑，他們無“爹”可拼，哪有功夫做“無用的事”？

　　時代正做一個國家崛起、經濟騰飛的大局，把所有人裹挾其中——你被脅迫著去追求成功。可我告訴你，當所有人都在苦逼的成功大道上狂奔時，其結果可能是崩潰。假如有可能，停下來做些看似無用之事，笑看風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