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劍橋——現代宏觀經濟學通常將快速穩定的經濟增長視為最重要的政策。這一現象反復出現于政治辯論、央行會議室和報紙頭版標題中。但把增長作為永遠的首要社會目標(這正是經濟學教科書所暗含的假定)真的合理嗎？

　　誠然，許多對標準經濟數字的批評指出，應該採取更廣的衡量標準定義國民福利，比如出生壽命與其和讀寫能力等。提出這一觀點的有《美國人權發展報告》中，以及最近的由法國出資、以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和讓-保羅菲特西(Jean-Paul Fitoussi)等經濟學家為首的“經濟表現和社會進步衡量標準委員會”。

　　但除了統計口徑過於偏隘之外，還有另一大問題：現代增長理論無視了人從本質上是社會動物。人類評估自身福利的基礎是他所能看到的周邊情形，而不僅僅是絕對標準。

　　經濟學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有一個著名的觀察：對“幸福”的調查令人吃驚地表明，二戰以來人們的幸福幾乎沒有增長，儘管趨勢收入增長相當大。不消説，伊斯特林的結果對貧窮國家來説並不成立，在這些國家，收入的快速增長通常會使社會享受到較大的生活改善，而生活的改善被認為與任何總體福利(不管用什麼標準衡量)密切相關。

　　不過，在發達經濟體，基準行為毫無疑問是人們評估自身福利的重要因素。果真如此的話，那麼一般化的收入增長便不可能像相對於其他人的個體收入的增長那樣能夠決定一個人的幸福。此外，由此産生的一個相關議題是，基準行為還可能暗示，相對傳統增長模型，我們必須以不同的算術計算增長和其他經濟挑戰(如環境破壞)之間的權衡。

　　平心而論，經濟學中有一個較小但相當重要的分支指出，個體的經濟選擇和思維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歷史和社會基準。不幸的是，這方面的模型通常難以處理、估計和解釋。結果，它們通常只會在相當專業化的教科書中出現，比如作為解釋所謂的“股權溢價之謎”的內容被提及。(股權溢價之謎是一項實證觀察：從長期看，股票會産生比債券更高的回報。)

　　人們沉湎于試圖永久最大化長期平均收入增長，而忽視其他風險和考慮，這看起來有一定的荒謬性。我們來做個簡單的思想實驗。想象一下，人均國民收入(或某個更廣泛的福利衡量標準)在接下來的幾百年時間裏每年固定增長1%。這個增長率大體上就是近幾年來發達國家的趨勢人均增長率。如若收入的年增長率為1%，那麼70年後出生的人將享受到兩倍於今日水平的平均收入。而在200年後，收入會增長8倍。

　　現在，假設我們生活在一個增長得更快的經濟中，人均收入每年能增長2%。在這一情形中，人均收入過每35年便可翻一番，增長8倍只需要100年時間。

　　最後，問問你自己，花100年、200年抑或1000年讓收入增長8倍對你有區別嗎？擔心全球增長的長期可持續性和持久性有意義嗎？擔心衝突或全球變暖會造成災難性後果從而導致社會在未來幾百年內脫軌難道不是更有意義嗎？

　　即使你只關心自己的後代，當然你希望他們能夠發達，並能為未來社會做出貢獻。假設他們比你這一代的福利要好得多，那麼，他們的絕對收入水平有多重要？

　　或許許多國家緊抱增長不放的深層次理由來自對國家地位和國家安全的擔憂。在1989年的名著《大國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總結道，從長期看，一國相對於對手國的福利和生産力從根本上決定了它的全球地位。

　　肯尼迪將最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軍事實力上，但是，在當今世界，成功的經濟體在多個領域都享受著超凡的地位，世界各國的決策者都無可厚非地糾結于國民經濟排名。角逐全球實力的經濟競賽專注于長期增長，這不可不謂不無道理，但如若這一競賽真是專注于長期增長的中心理由的話，那麼我們就需要重新考察完全忽略了這一問題的標準宏觀經濟學模型。

　　當然，在現實世界中，各國正確地將長期增長視為其國家安全和全球地位的決定因素之一。重債國(如今包括許多發達經濟體)需要增長來助自己走出逆境。但是，作為長期戰略，專注于趨勢增長並不像眾多決策者和經濟理論家那樣無比重要。

　　在面臨重大經濟不確定的時代，質疑增長的必要性似乎有些不合時宜。但是，我要再次指出，危機正是反思全球經濟政策長期目標的好機會。

　　肯尼斯羅格夫是哈佛大學經濟學和公共政策教授，前IMF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