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6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16日刊出評論説，今年在南非德班舉行的氣候峰會在各國代表吵吵嚷嚷和互相指責中産生了非常有限的成果。氣候問題也幾乎可以反映全球治理中凸顯的主要矛盾。氣候變化的核心問題是經濟與環境之間的矛盾。在這些矛盾中，最為突出的莫過於主權國家的利益和全球共同利益之間的衝突；同時，地區發展不均衡的矛盾也加深了全球化矛盾。

　　文章摘編如下：

　　今年在南非德班舉行的氣候峰會在各國代表數天的吵吵嚷嚷和互相指責中産生了非常有限的成果。儘管會議確立了“第二承諾期”(2013-2017)以延長即將到期的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2008-2012年)和建立金額龐大的“綠色氣候基金”，但會議本身和之前的哥本哈根峰會及坎昆會議一樣，不能實現“巴厘島路線圖”，即達成一項實質性的全球溫室氣體減排條約以徹底取代京都議定書。

　　會議成果更是因加拿大這個環保領域的“好孩子”的突然退出而蒙上了一層陰影，日本、加拿大、俄羅斯等工業化國家也表示不會加入“第二承諾期”的減排行動，這些都使德班會議的成效大打折扣。

　　事實上，面對氣候變暖這一威脅全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重大挑戰，2005年才生效的京都議定書是人類歷史上唯一對主權國家規定強制性減排義務的國際條約，國際社會在這一問題上的進展緩慢可見一斑。2007年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組的報告顯示，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全球變暖的趨勢因人類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而加速，並極有可能對全人類造成不可逆的災難性後果。為什麼世界各主權國家面對如此嚴峻的共同問題卻束手無策，只能向世貿組織的多哈回合談判一樣陷入曠日持久的討價還價和互相攻擊之中？什麼樣的矛盾與障礙阻礙著氣候政治向著全球有效治理的方向發展？

　　主權國家利益與全球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陽的光輝，而氣候問題也幾乎可以反映全球治理中凸顯的主要矛盾。在這些矛盾中，最為突出的莫過於主權國家的利益和全球共同利益之間的衝突。由於缺少世界政府而各國主權神聖不可侵犯，國際社會面對像氣候變化這種需要各國支付高額成本(主要是控制碳排放而造成的經濟和社會成本)而集體成果共享(全球變暖減緩對各國人民都有好處)的全球問題時，往往面臨各國選擇“搭便車”的困境。各國都希望別的國家增加碳減排義務而自己能夠豁免這些義務從而發展經濟和增加本國競爭力，無私的國際主義在各主權國家的決策系統中幾乎不存在。

　　隨著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在面臨越來越多的全球共同問題(如國際金融穩定、貿易自由化等問題)時，這種主權國家個體利益和全球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如果缺乏有效的國際機制，大部分問題都會因面臨“獵鹿人的困境”而無法解決。“獵鹿人的困境”指當大家需要共同合作圍獵一隻大型的鹿的時候，個別獵人因為分心去抓身邊溜過的小兔子而使整個圍獵行動陷入失敗。在今天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形勢下，各國去抓發展本國經濟這只小兔子的動機尤為強烈，而減緩碳排放和氣候變化這只大鹿自然就抓不到了。到目前為止，世界政治仍是主權國家的天下，超主權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以及各種國際法在制裁主權國家時往往顯得軟弱無力。

　　地區發展不均衡的矛盾

　　氣候變化談判從京都議定書到今天的歷程，充分反映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最近十幾年所發生的劇烈實力對比變化。1992年巴西舉行的“地球峰會”正式開啟聯合國框架內的氣候談判，當時西方工業化國家對比廣大發展中國傢具有天差地別般的經濟優勢，正因為如此，雙方能夠在僅僅5年後達成妥協，以西方國家的巨大讓步為基礎制定了著名的京都議定書。在京都議定書中，僅西方和前蘇聯和東歐工業化國家需要承擔強制性減排義務，廣大發展中國家則免於承擔此類義務。除此之外，發展中國家還可以通過清潔發展機制等方式獲得來自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援助。

　　今天，全球經濟地圖比較當時已有翻天覆地的變化，新型市場經濟發展極為迅猛，反觀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經濟則因債務等問題而長期陷入低迷。加拿大今年突然退出京都議定書的決定就反映了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發達國家不再願意支付過高履約成本的問題。

　　經濟全球化本身與環境之間的矛盾

　　氣候變化的核心問題是經濟與環境之間的矛盾。經濟全球化要求各國無情地發展本國的國內生産總值(GDP)和提高經濟競爭力，而在現有的産業結構和技術水平下，發展經濟必然意味著溫室氣體排放和其他污染的增加，全球化本身又增加了人們對現代化交通的需求和化石燃料的依賴，地球環境遭遇了人類文明史上最為嚴重的破壞。人們對物質的瘋狂追求取代了對優美環境和精神家園的嚮往。由於缺少有效的全球監管，經濟全球化必然帶來環保、勞工以及道德規範水平的全面滑落，這是應該引起每一位地球村人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