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11月1日刊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的文章，題為“大眾民主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以下為文章主要內容。

　　全世界中産階級聯合起來對付金融資本，可能是個必然的趨勢。這並非沒有可能。

　　今天世界經濟的危局來自於西方世界所面臨的兩大矛盾。本欄上周論述了西方資本主義內部，工業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西方所面臨的第二大矛盾，存在於大眾民主和資本主義之間。在西方，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一直被視為是一對孿生體，它們互為關聯，互為保護。民主被視為是保護資本主義的最好政體，同時資本主義也被視為是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的確，在西方民主政治歷史上，大部分時間裏一直是精英民主，即資産階級的民主。馬克思認為民主政治只是資産階級的民主，民主所産生的政權只是資産者資産的看門人。美國歷史學家摩爾（Barrington Moore Jr.）的名言：“沒有資産階級就沒有民主”，也説明了這種關聯。

　　在歷史上，西方民主政體的産生的確和商業階層和資本主義的興起有關聯。資産者通過早期資本主義工商業活動積累了財富，成為了舊制度的主要納稅人和債權人，自然要和傳統貴族分享政治權力。這是民主的開端。近代西方的政治和法律體系，也的確是以私有財富為中心的。例如對私有産權的保護，最初出自資産者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説，政權就是資産者所建立，是為資産者的利益服務的。在這樣的情況下，資産者和其産生的政權之間不僅沒有什麼大的矛盾，而且是相互配合。

　　大眾民主改變政治性質

　　但是，在大眾民主産生之後，這種情況發生了很大的並且是質的變化。工業資本主義産生的第一個群體就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獲得選舉權是大眾民主的第一步。之後，隨著婦女、少數族群等獲得參與政治的權力，西方民主從精英民主轉型成為大眾民主。隨著這種政治轉型的，就是西方經濟從赤裸裸的原始資本主義轉型成為福利資本主義。經濟上的這種轉型不是資本本身的邏輯，而是民主化的結果。正如馬克思所言，資本的目的就是自我積累，而不是財富的分配。只有在大眾民主的壓力下，財富分配才成為可能。因為勞動階層的崛起和大眾民主是同一個過程，政府就不能和從前一樣光站在資方一邊，而必須超越資産者的利益，表現為比較中立的立場，在資本和勞動者之間，調解這兩者的利益。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西方發展出了勞（動者）、資（本）、政（府）三者之間的平衡。在學術上，人們把這樣的政府稱之為“法團主義”（corporatism）的政府，這類政府的確在調和資本和勞動的矛盾、維持社會和諧等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政府的這種角色調整，在客觀上促成西方中産階級的成長。

　　現在人們所看到的西方中産階級主要有幾個部分組成，包括資産者（或者企業家）和為資産者服務的專業管理者。但更大的群體是由産業工人轉變而來。在馬克思和狄更斯時代，産業工人是典型的無産者，依靠出賣勞動力而生活。但隨著勞動工資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産業工人的大部分進入中産階層，至少從收入上來説。而政府在勞動工資的提高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政府為什麼要通過立法來提高勞動者工資？這當然是因為來自勞動者的選票的壓力。

　　不過，大眾民主也很快産生出對資本不利的因素。在大眾民主下，因為政權的基礎不再局限于財富，而是選民的選票，政府很快向民眾傾斜。道理很簡單，如果沒有足夠的選票，就很難取得政權。當政權基於選票之上的時候，政治人物必須把選票作為優先的考量。因此，在西方，大眾民主越來越具有民粹主義色彩。這樣的情況下，社會福利不但不能減少，而且還不得不繼續擴張。民主往往成為福利政策的“拍賣會”。的確，在一些民主國家，大眾民主往往造成公共品（public goods）的過度供應，造成極大的浪費。很多政治人物為了選票，只管向選民作無限的許諾，而不管經濟體能否支撐日益擴張的福利。被民主政治假定為“理性”的選民，在複雜的政治裏面往往是處於“無意識”狀態，也只看到眼前利益，不顧自己的長遠利益。

　　寅吃卯糧的政治生態

　　這個問題的另一方面就是稅基的枯竭。與中國不同，西方國家的稅制是以直接稅為基礎。隨著以規避納稅著稱的金融資本主義的崛起，歐美國家的稅基已經在不斷流失。20年來實際生活水平沒有提高的中産階級，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又堅決拒絕增稅，反而積極追求減稅，於是就陷入了經濟蕭條必須減稅，經濟景氣也必然減稅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