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開放之後，改革不力，致使中國産業空有創新戰略而成果寥寥，大批企業長期被鎖定在國際分工的低端環節上，難以躍升

　　文 | 本刊記者 李聰 編輯 | 吳金勇

　　“中國已落入了‘壞的貿易’陷阱，1993年以來特別是加入WTO後，我們深陷‘進口高端産品並出口低端産品’和‘出口實物産品換取美元紙片’的‘壞的貿易’之中，這是一條通向貧困和依附型經濟的道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一位教授憤怒地説，“為了保護民族産業和國內市場，我們應不惜以退出WTO為籌碼對世貿條約重新進行談判，並考慮退出WTO的戰略問題。”

　　儘管是學者一家之言，但也讓那些為入世申請和談判忙碌了十年甚至幾十年的人感到悲涼。表面看，入世後中國出現的鉅額貿易順差和國際分工的低端鎖定，引發了當下讓中國政府撓頭的匯率問題、以及所謂的“壞的貿易”陷阱，而更深層次上，更多人關注的，是以WTO多邊框架為主體的國際貿易力量給中國政府、市場和企業帶來的不適感正在加劇。

　　貿易力量越過貨物産品，跨過邊境，滲透到與産品相關的企業運作、市場體制改革和政府治理上。WTO給中國經濟起飛帶來的推動力不言而喻，它深刻地改變一批企業的命運，但對中國市場體制與政府治理深層次的改革，目前來看，作用還有限。

　　拆除政治炸彈

　　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薛榮久是中國最早研究關貿總協定和WTO的學者之一。

　　儘管全球經濟治理的三大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定(GATT)的産生與中國都有些淵源，但直到1970年代初，中國對這三家機構仍敬而遠之。“當時，我們給這三個組織的定性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剝削和掠奪發展中國家的御用工具，也就是説不是什麼好組織。”薛榮久對《中國企業家》回憶。

　　這一切直到1974年才有鬆動。當時，鄧小平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準備參加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主題是經濟和貿易發展)，為給鄧小平準備發言稿，當時的對外經貿部國際小組二處開始組織官員和專家翻譯、學習相關國際會議資料。期間，薛榮久等學者發現關貿總協定不太像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因為，關貿總協定原來是35個條款，但1965年以後為照顧發展中國家，專門加了3個條款。不僅如此，總協定中強調的國際分工不僅沒有剝削的意思，還與馬克思經濟理論中國際分工大同小異。

　　改革開放後，中國先後恢復在IMF和世行中的身份，並開始研究“復關”。當時還從日內瓦請來了國民政府時期中國參加創建關貿總協定時的主要參與人石鐘策幫助研究策略。

　　1986年7月11日，中國正式照會GATT，要求恢復關貿總協定成員國席位，薛也是中國復關專家組成員之一。一年後，中國正式遞交中國外貿體制的答疑稿，此後開始了漫長的溝通和談判，1995年關貿總協定改為世界貿易組織(WTO)。隨著時間推移，中國入世的決心也越來越大。

　　“當時中國政府下決心‘入世’是想解決兩個主要問題；一是最惠國待遇；二是貿易中的歧視。”薛榮久説。

　　儘管決心很大，但由於最惠國待遇問題涉及修改美國國內法而被擱置，直到1999年中美才恢復入世談判。不久，美國國會順利修改了國內法，確立了對華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PNTR)，年度定時炸彈拆除。而貿易歧視問題也在2001年11月解決。當時，中國無奈地接受了12年期限的特殊保障措施條款和15年期限的市場經濟地位的過渡期的條款(簡稱“兩反一保”)，才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

　　一直以來，許多人管這兩條叫歧視性條款，因為在全世界這兩條就是給中國制定的。當時中國的一些勞動密集型産業的優勢已經顯露，為了防止中國向國際市場釋放巨大産能，精於算計的西方人提出特保條款。而有關市場經濟地位條款的情況也類似，“從實際情況來説，1994年中國才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西方國家也認為我們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而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階段。”薛榮久説，“但我覺得説這是歧視性條款不合適，叫附加條款更好一些，因為當時中國如果不接受，你根本就進不去。”

　　心病已除，但如鯁在喉的感覺仍強烈，直到入世前夕，國人還在爭論加入WTO是否就是中了美國人的圈套，全球化是否就是美國化？為了慶祝永久性拆除了炸彈的勝利，在2001年12月10日夜裏，許多官員也在歡呼。事實上，當時幾乎沒人能肯定地預測，WTO對未來中國貿易和産業的實質影響。但此時，中國的心態是情願用這塊他山之石敲打體制之壘。

　　産能的低端釋放

　　2002年起，中國開始大力推進規則導向的經濟市場化和自由化。清理、審查和修訂與WTO不一致的法律法規，對中國所有性質的企業開放貿易經營權；在關稅方面，適用的最惠國平均關稅從2001年的15.6%降至2005年的9.7%，其中汽車及零部件、紡織品和服裝、農産品的關稅降幅更大；在非稅壁壘方面，在加入之日起分階段取消了進口許可證、進口配額。

　　這一切讓西方國家感到滿意。2002年4月，美國總統布什在一次演講上説：“貿易會帶來自由的習慣，那些對境外貿易開放的社會，在境內也更加開放。”事實也如此，“入世”後，中國的對外開放和對內改革都在加快。2003年的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就將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納入同一章節。同年召開的倡導市場化的十六屆三中全會，至今仍被許多學者認為是中國改革歷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同時“入世”使得中國獲取了眾多貿易夥伴對中國的關稅的減讓，這使得中國産品出口快速增長。企業、市場和政府的熱情被高度調動起來。從現象觀察，中國持續貿易順差開始於2002年，正值入世第二年。入世與持續順差兩者的重合不是偶然，更多是市場選擇的結果。“國際分工”的提法現在已經耳熟能詳，中國開始以比較優勢原則參與國際分工，而巨大的廉價勞動力、土地和資源供給成為中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

　　在這個分工格局中，中國對歐美順差，對東南亞大量逆差，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分工網絡迅速成熟。中國成為東亞新型分工體系的最終産品組裝出口基地。香港高美玩具公司的産業鏈就是如此，遠在美國的麥當勞發出需求，在經過香港的兩級貿易商之後，訂單落到廣東和重慶的工廠。生産加工完成，玩具從工廠發往香港的貿易商，然後再被送到遍佈世界的麥當勞店。

　　據高美和凱高玩具公司總經理黃奇毅介紹，中國“入世”第三年，即2003年，位於廣東的高美開始為麥當勞生産玩具。從2003年的400萬美元訂單起，幾年時間訂單就達到1.5億的規模，産量達2億多個。“國際市場太大了，所以，這麼多年來，發展勢頭不衰。我們其中的一家工廠，去年訂單400萬美元，今年1000萬美元，明年已有訂單已經是2000萬美元了。”

　　“入世”後的另一個變化是，外資迅速擺脫了輕紡、家電和日用工藝品領域，進軍石化、醫藥、機械製造等領域，在下一個高端産業中構建了新的産能，而舊的領域則由合資和民營企業補充上，同時由於外貿經營權放開，外國人擔心的中國産能釋放出現了。

　　全球人口突破70億，但這個數字與中國工廠的總産量相比還是有些微不足道。在江蘇省吳江市盛澤鎮，有家全國排名第8的化纖工廠——盛虹集團。這個看似不起眼的企業居然可以年産出120億米的面料。2005年，原本是全球紡織一體化元年，但由於中國的出品量太大，不得已，中國自己採取了出口自動許可。鞋類情況相似，2010年中國生産的各類鞋約120億雙，如此巨大的産能只有釋放到國際市場上去，去年中國的鞋類出口量99.3億雙。

　　這一大規模的産能釋放背後是“價格貿易條件惡化，購買力貿易條件變強”，薛榮久分析道，據他統計，2001年這個比例為1:1，而到2009年已降到1:0.83。這也意味著，出口同樣數量的商品能夠換回的外國商品越來越少，也意味著中國的出口是靠規模、靠透支資源和環境超載為代價的粗放式貿易模式。

　　更讓人悲觀的是，基於比較優勢理論産生的中國製造業，極有可能已被鎖定在全球産業價值鏈的低端位置。拉美國家是典型的低端製造陷阱鎖定，他們的貿易最終體現在大量進口原材料，然後加工初級産品出口，掙點錢再進口原材料，再去加工出口，多年來沒有明顯的産業升級的過程。“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也出現了一些落入低端陷阱的趨勢，我們在勞動密集型的産業中發展了10年，如果想跨越過去，走向中高端的話，肯定時間要比10年長。”商務部研究院院長霍建國説。

　　據霍分析，除了國際分工的原因外，勞動密集型産業的過度擴張和競爭還有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中國政府的現行投融資體制，像浙江的企業有錢後，他們也想幹石化産業，也想進軍電力，但肯定項目批不下來，最後他們只能不斷地在鞋、襪子、領帶上投資。“如果一個企業不斷地投資在這些領域，總要碰到一個限度，邊際效益遞減，成本觸到底線。”

　　開放的結果與改革的路徑糾結在了一起。到2005年末，中國基本建立了一個全面、透明、非歧視和WTO規則導向的貿易體制，這段時間內，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與貿易扭曲較少。但此後，國內關於深化開放的政策爭論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