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董碧水

　　從炒房、炒煤、炒礦産到現今的炒錢，無不折射著溫州民間豐厚資金的趨利衝動。

　　近兩年，山西煤改、樓市限購、股市低迷，大量的溫州民間資本無處可出；而另一方面銀根緊縮，眾多的中小企業貸款“無門”，兩者的一拍即合，使得溫州民間借貸愈演愈烈。

　　要避免這種情況的蔓延，相關人士認為，需要著力解決溫州中小企業融資難題，拓展溫州民間資本投資渠道，而更關鍵的在於中國金融體制的改革。

　　還有第三條路可以走嗎？

　　事實上，溫州只是一個縮影，民間借貸引起的悲劇在各地也同樣上演著。

　　8月14日，浙江豐華木業有限公司老闆封慶華被警方押回浙江衢州。一週前，封慶華因上億元高利貸無法歸還而潛逃江蘇丹陽，其名下的浙江豐華木業公司等多家企業遭遇債主堵門。而之前，豐華木業曾是經濟欠發達的衢州市的一家年銷售額5000萬元、固定資産超過8000萬元的中型企業。

　　在浙江寧波，8月27日，有著18年曆史和“唐鷹”等多個自主品牌，國內規模最大的褲裝研發和生産基地之一的寧波市唐鷹服飾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胡緒兒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經初步調查，公司及其關聯企業共計負債1.52億元。

　　到9月底，浙江台州先後有十幾家企業老闆“跑路”。因資金鏈斷裂，還有兩位老闆走上了不歸路。

　　在眾多老闆“跑路”的同時。9月22日，浙江光宇集團董事長、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馮光成則站在了紹興縣人民法院二樓1號審判庭的被告席上。檢察機關指控馮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同被列為被告的還有4名馮曾經的麾下高層。檢察機關指控，馮光成在2005年至2009年擔任浙江玻璃有限公司及光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期間，以支付月息2%～12%的高息為誘，以週轉銀行貸款為由，向100多家單位及個人大量非法吸收存款，變相吸收資金47.978億元。

　　面對指控，馮光成並不認可。他稱，自己所有的借貸均用於維持公司生産、運營穩定，並不存在非法佔有或是個人謀利意圖。

　　據了解，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是境內首家H股上市的民營企業，其旗下包括了浙江玻璃廠、青海鹼業等，總資産超過130億元。2008年開始，因宏觀調控和銀行信貸收緊，在幾天之內，馮的兩公司被銀行收款30多億元，處於艱難境地的馮光成被迫以民間借貸方式償還銀行借款，並在公司之間相互拆借，從而形成巨大的債務黑洞。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玻璃2001年12月10日在香港聯交所成功上市後，銀行就開始送上門放貸，一下給了浙江玻璃26億元的貸款。但信貸緊縮後，馮的公司在一天內，被銀行收款24億元。

　　一放一收，無疑繃緊了企業的資金鏈。

　　當天的庭審中，馮光成説，如果不是為了公司和員工，我有什麼理由去借貸？我現在手裏還剩下些什麼呢？政府説借高利貸是飲鴆止渴，那麼銀行不肯放貸，又要維持公司正常運營，你告訴我還有第三條路可以走嗎？

　　能否倒逼出中國金融體制的改革

　　馮的遭遇，在目前的中國顯然不是個例。

　　此次溫州民間借貸危機和資金鏈斷裂導致的極端事件中，民間資本的高利貸款無疑是直接推手。也由此，不少人把中小企業倒閉、公司老闆跑路歸因於民間高利貸的盛行，認為是民間高利貸壓垮了諸多的中小企業。

　　但在一些基層官員和不少企業界人士看來，這明顯是倒果為因。他們認為，中小企業的倒閉和民間高利貸的盛行都有著共同的病因，那就是中國高度壟斷的金融體系，根源在於我國金融領域體制的不健全和金融政策的多變。

　　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認為，企業倒閉、老闆“跑路”，不可否認有企業自身的原因，但從根本上講，此輪緊縮政策之前，我國經歷了一輪非常寬鬆的政策時期，大量的貸款向許多企業投下去。如今政策轉向，信貸突然收緊，於是盲目擴大的投資讓借了大量貸款的企業資金鏈出現了問題。

　　因無法從銀行獲得持續的資金，溫州老闆阿根關掉了自己經營多年的企業。他説，2008年金融危機後，銀行是“追著企業的屁股”給貸款。但沒想到的是，一兩年後，當基礎建設基本完成，需要資金投入生産、産生效益時，銀根卻收緊了。“無奈之下，企業只能轉向民間借貸。”

　　而這，僅僅是事情的一面。在我國，與發達國家成熟的市場經濟不同，轉型經濟中的中國存在著二元的金融結構，即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的分割。在當前的金融體系下，大型金融機構往往對國有企業、大型企業或者有政府背景的融資平臺有著天然的偏愛，大部分的信貸資源給了他們。面廣量大的中小企業，絕大部分根本無法指望從正規的銀行機構中獲得任何信貸額度。

　　溫州甌海區曾對105家中小企業進行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在企業初始資金來源中，僅有15家企業完全靠自有資金，其餘90家企業均涉及民間借貸，其中有32家完全通過高利貸融資。

　　據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對其協會內部企業的調查，遭遇資金緊張的企業數量高達80%。

　　許多急需資金救命的中小企業，無法通過合法的主流金融體系獲得資金，只能求渴於民間。但官方對金融的嚴格監管，使得小型的、地區性的金融機構又有著諸多的政策限制。

　　溫州市工商局對小額貸款公司的一次摸底結果顯示，溫州23家小額貸款公司現有註冊資本金52.2億元，銀行融資25.1億元，兩者總和為77.3億元。也就是説，不僅中小企業面臨著融資難，同時為中小企業服務的主流的金融體系本身也面臨著“無米下炊”的窘境。

　　阿根説，溫州民間資本非常豐厚，它不可能躺在銀行裏睡覺。但由於政策壁壘，很多利潤較高的行業把民間資本排除在外。事實上，民間借貸市場早已是眾多小企業最主要的資金來源渠道，隨著今年政策緊縮，銀行額度受限，小企業涌向民間借貸勢頭爆發。

　　不少企業人士認為，中國民間金融或地下金融現象的愈演愈烈，這本身就説明目前對於民間金融的限制已經遠遠滯後於現實經濟。既然中國現有的金融機構無法滿足實體經濟的要求，那就應該放開對中小銀行和小額貸款公司的審批。

　　浙江大學史晉川教授也認為，浙江的銀行體系和實體經濟存在所有制和規模的不對稱，金融滯後於經濟的發展。經濟評論人葉檀在《溫州需要二次市場化改革》中認為——“高利貸盛行，顯示了實體經濟與金融管制的雙重困境。”

　　期待民間借貸陽光化

　　在我國，民營經濟已佔據半壁江山。溫州民間借貸危機無疑給整個金融運作與監管體系敲響了警鐘。不少業界人士和學者認為，“堵”不是解決辦法，給民間資本一個合法的出路，引導民間借貸陽光化、規範化，當是根本之策。他們呼籲，民間借貸陽光化才是解決目前問題的關鍵所在，改革迫在眉睫。

　　如何對待溫州民間資本？浙江省副省長、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認為，民間資本乃至高利貸的存在部分地解決了中小企業對資金的需求，是有利於溫州經濟發展的，應該正確看待。民間金融的存在有其合理性，要充分肯定民間金融在溫州經濟發展中的貢獻。

　　針對當前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一直密切關注溫州民間資本動向的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認為，除了要最大限度發揮當前市場上小額貸款公司和村鎮銀行的作用外，當務之急還是金融體系如何創新的問題。最好能讓民間資本籌建專門為中小企業融資的專業性機構，比如讓民間資本籌建為中小企業融資的專業性機構，實現民間資本和中小企業規範、無縫對接，同時也解決民間資本的投資出路。“只有改變金融體制，允許大量的民間資本去投資小銀行，門當戶對，讓小銀行去為小企業服務。”

　　目前，遊走于國有商業銀行之外的民間借貸資本，是中國經濟發展轉型中一個不可回避的資金力量。周德文認為，政府主管部門可以在債權和股權方面更進一步放開，大幅度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現在企業要通過上市融資非常困難，要對現有的股票市場、證券市場進行徹底的改革。還有債券，企業需要資金不一定要銀行借款，可以向社會發行企業債券，只要符合條件，國家給予完善這方面的法律法規。”

　　據悉，溫州市至今已形成了一系列發展地方金融業的方案，但當前這些方案尚不能充分放開手腳。在溫州採訪，記者感受到，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急切地呼籲讓民間借貸走向規範化。該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呼籲，希望國家重啟並深化溫州金融改革實驗區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