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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寧寧:歐美危機下中國宏觀調控何去何從

發佈時間:2011年10月10日 09:12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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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研究員丁寧寧

  現在應當採取的措施是在豐收之年提高糧食收購價,穩定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同時提高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資標準,這樣才能大幅度緩解通貨膨脹帶來的問題。

  進入9月以來,瑞士一反常態開始控制瑞郎升值、法國兩家銀行的評級下調、英國二次定量寬鬆(QE2)在9月初再次被提上日程、希臘“泥潭”激化民眾示威,惠譽10月7日宣佈,鋻於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加劇,調降意大利及西班牙主權評級,評級展望均為負面。歐洲經濟危機開始顯現。而在美國,9月8日正式推出總值達4470億美元的一攬子就業計劃,19日奧巴馬宣佈一項將在未來10年內大幅削減3萬億美元聯邦財政赤字的計劃,21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宣佈將維持0—0.25%息率不變,並宣佈採取4000億美國國債的扭曲操作。此外,澳大利亞、日本、加拿大、韓國紛紛宣佈維持寬鬆貨幣政策不變。輿論對“二次探底”似乎持肯定態度。這些都顯示出全球性的寬鬆將在所難免。

  那麼,中國該如何應對這些國家環境形勢呢?又需要作出哪些政策調整?圍繞近期的經濟形勢,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研究員丁寧寧。

  面對歐美危機,中國沒有能力趟這一潭渾水

  中國經濟時報:當前,中國該如何應對這種國際環境形勢?中國會成為歐美危機的救世主嗎?

  丁寧寧: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西方的危機並沒有結束。今年以來,我們的媒體對西方的危機可能比較重視了。直到去年年底,媒體上還有很多人認為西方危機最困難的階段已經過去。由此可見,我們的主流媒體和經濟學界對這一次西方危機的認識不足。

  由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西方經濟危機實際上是兩個危機合在了一起。

  第一個危機與社會保障問題有關。二戰以後,西方國家普遍實行了福利國家(社會保障)制度。這個保障體制維持了戰後六十年西方社會、經濟的穩定。但是,這個保障體制在設計上存在兩個缺陷:一個是福利陷阱(即養懶漢);另一個是經濟上不可持續。西方學者很早就發現了這個問題,但是社會政策一旦實行,改變起來就比較困難,因為會遭到大多數人的反對。因此,西方在這個問題上採取了迂迴的辦法,以裏根、撒切爾革命為代表。他們沒有去認真消除社會政策上的這兩個缺陷,而是想用私有化、市場化的辦法來提高經濟活力,降低社會政策缺陷的影響,現在被證明是失敗的。不管是希臘主權債務危機,還是西班牙主權債務危機,都跟本國的社會政策有很大關係。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趕不上法國、德國等歐洲核心國家,但是福利水平反而比核心國家高。幹活少、休假多、保障水平更高,在經濟上顯然是不可持續的。所以説,不管是美國還是其他西方國家,其主權債務危機,本質上都是社會福利制度危機。這個教訓是必須引以為鑒的。為此,我們曾多次提出過警告: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一定要堅持“低水平,廣覆蓋”的原則,福利保障標準千萬別搞高了,否則就會重蹈西方主權債務危機的覆轍。

  其結果是信用鏈條斷掉了,導致了整個金融體系的崩潰。正如許多經濟學家所言,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信用經濟的核心是金融。金融體系本身不講信用了,整個社會不亂套才怪!

  雖然美國金融危機與歐洲的社會保障危機有區別,但本質上的問題類似,即整個社會的過高負債。金融危機爆發後,不僅一些美國人因買房還不起貸款而破産,而且許多美國人因“401K”的縮水而不敢輕言退休。歐洲在美國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主權信用危機一個接一個地爆發,其債務規模根本不是我國的國力所能負擔的。因此,不是西方希望我們幹什麼的問題,而是我們沒有能力來趟這一潭渾水的問題。這是我最基本的判斷。

  治理通貨膨脹,老盯著豬肉價格沒用

  中國經濟時報:從整體的宏觀經濟形勢來看,經濟平穩增長的趨勢沒有改變,但是近期的民間借貸風險和中小企業發展問題再次呈現出新的特點,如何認識這個矛盾?

  丁寧寧:我認為,主要矛盾在於近來宏觀經濟政策上的缺陷,即過分依靠貨幣政策來對付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産生的原因很多。如果主要是貨幣超發造成的,緊縮銀根是主要的政策選項。如果本質上是成本推動型的,緊縮銀根的作用就十分有限,應當更多地考慮財政政策的作用。美國金融危機以前,由於奧運會、國慶六十週年等因素,我們的公用事業價格壓住一直不讓調整,農産品(000061)價格提高的幅度也有限。但國際石油價格早已超過了每桶80美元,現在已經漲到100多美元了。石油價格上去了,糧食價格就會提高,必然會影響到其他方面。原因是我國的糧食生産離不開化肥、農藥,本質上也是石油農業。此外,我之所以稱之為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是因為目前的通貨膨脹和近10年來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特別是農民工工資的提高也有一定關係。治理通貨膨脹,老盯著豬肉價格是沒有用的。我早就説過,豬肉現在是貴了點,但是與上個世紀80年代相比,相對於城市最低工資的豬肉價格並沒有提高。

  現在應當採取的措施是在豐收之年提高糧食收購價,穩定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同時提高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資標準,這樣才能大幅度緩解通貨膨脹帶來的問題。可能有人會擔心:這樣會導致物價、工資的螺旋式上漲。我認為不會。因為國內絕大多數的商品供過於求。能源、原材料的價格上漲,相當一部分可以被工業效率的提高所吸收。加之西方經濟復蘇緩慢,國際原材料價格飆升乏力,對我們穩定國內物價也是有利的。因此,國內物價體系可以在較高的水平上穩定下來。相反,單純地收緊銀根,不僅難以把物價壓下來,而且會惡化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近來媒體報道的民間高利貸橫行,其結果必然是中小企業倒閉,造成大量人員失業,搞不好會出其他方面的問題。因此,在嚴格控制房地産泡沫的同時,必須對工商企業放鬆銀根。同時要給中小企業減稅,增加補貼,讓它們繼續維持生産和就業,以利於經濟的穩定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