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高美國國債上限的“大限”來臨之際，華盛頓的政客們終於暫時停止“鬥雞博弈”，共和與民主兩黨達成協定，從而避免了迫在眉睫的債務違約。

　　債務違約的警報雖已解除，但美債危機依然警鐘長鳴。從短期來看，美國仍有可能失去AAA的主權信用評級。標準普爾曾表示，美國要確保AAA評級，要在提高2.4萬億債務上限的同時，在未來10年至少削減4萬億美元的財政支出。共和與民主兩黨同意把債務上限提高近1萬億美元、未來10年削減1萬多億美元的開支；國會成立一個委員會，負責在11月底前提出削減1.8萬億美元乃至更多的赤字。因此，美債危機只不過是推遲了爆發的時間點，還不能説就此終結。更何況，如果評級機構最終下調美國的信用評級，所造成的衝擊並不亞於債務違約。

　　從長期來看，共和與民主兩黨毫無必要的政治惡鬥，已對美國政府的信用造成深遠的傷害。奧巴馬總統向共和黨中極端保守勢力的退讓，已被美國媒體批評為“投降”和“政治無能”，他甚至有可能成為第一位在任內丟掉AAA信用評級的總統。難怪《華盛頓郵報》提出疑問：美國是否擁有與AAA信用評級相匹配的政治體系？

　　華盛頓的政客們讓全世界心驚肉跳的“鬥雞博弈”，實際上也給全世界敲響警鐘：發生在華盛頓的政治角力，完全可以置債權人的利益於不顧。這一次，就有不少國會議員公然表示：“就算債務違約又怎樣？”

　　債務人還要借更多的錢，只是承諾將來會少花錢，全世界卻為此松了一口氣。債務人對債權人如此肆無忌憚，是基於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特殊地位。美元作為“硬通貨”，在美國以外使用得越多、儲存得越多，人們就越希望其幣值穩定；但用得多、存得多又會使美國的對外負債越多，其幣值又難以穩定。早在1960年，美國耶魯大學教授特裏芬就發現了這一悖論：美元價值要穩定，就不能作為國際貨幣；美元要作為國際貨幣，價值就難以穩定。“特裏芬悖論”對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影響至深，歐元的誕生、超主權貨幣的提出，莫不以此為理論出發點。

　　如今半個世紀過去，儘管美國憑藉超強的國力依然維持以美元為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但持續不斷地借債度日，甚至無所顧忌地借債打仗，已在緩慢而長久地侵蝕著美國的信用、瓦解著美元的地位，各國央行的美元儲備很可能不再是零風險資産。倘若美國的政治繼續無法改變“借債成癮”的習性，那麼“美元獨大”的日子就難以再繼續下去。

　　眾所週知，中國擁有至少1.16萬億美元美國國債(約佔美債總額8%)，是美國的頭號債主。

　　正如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余永定所説：“美國國債並不安全，但人們一直認為它們是安全的，這其實是海市蜃樓。”這一次美債危機也為我們敲響警鐘：對於超過合理規模和實際需要的外匯儲備，如何按照安全、流動、增值的原則進行經營管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也更迫切的是改變外匯儲備規模過大的格局、增長過快的趨勢。

　　“擴內需、調結構、減順差、促平衡”的思路雖早就提出，但從外匯儲備的持續增長來看，執行效果並不明顯。其癥結在於：從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到財政稅收體制的一系列改革舉步維艱。如果再不以這一次外部危機倒逼內部的體制創新，那麼只能心懷忐忑而又無可奈何地繼續看著華盛頓的政客們將自己的血汗錢視為兒戲，上演一幕又一幕的“鬥雞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