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黃金反叛美聯儲

　　劉曉忠

　　最近猶他州參眾兩院通過了將金銀設定為法定貨幣的法案，與其互照的是債券之王格羅斯等投資家業已或正在遠離美元這個被美聯儲慣壞了的“壞孩子”。

　　這不是美聯儲第一次也非最後一次遭遇誠信危機。美聯儲自1913年根據《聯邦儲備法》成立至今，遭遇了多次類似的誠信危機。如大蕭條時期，美國許多州都推出了地方貨幣替代美聯儲發行的綠幣，甚至出現以貨易貨之方式。又如1971年美元與黃金徹底脫鉤宣告佈雷頓森林體系1.0解體，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遭遇了比目前更為嚴峻的外部考驗。

　　縱然1971年後以美元為主導的佈雷頓體系2.0確立以來，美聯儲經常成為各國抨擊的標靶，並使美國深陷特裏芬悖論的煎熬之中；但以美元錨定的國際貨幣體系確實為全球貿易提供了低成本的平臺和框架。因此，至少在尚未出現能與美元抗衡的貨幣媒介之前，任何人或機構所傳出的遠離美元體系之觀點都未誠實地“顯示真實偏好”。

　　我們認為，當前與其説是宣告美元時代的終結和揭示美元之惡；還不如説市場擔憂的是，一旦國際金融市場中的美元體系裂縫擴大所帶來的高交易成本和缺乏交易機會等破壞性。至少當前美聯儲若繼續任性地偏執于促增長和就業，而罔顧通脹這一核心命題，將使美國乃至國際貨幣體系陷入無穩定錨的次時代，無謂地增加市場交易成本，損害全球自由貿易體系。

　　毫無疑問，以中央銀行為主導的信用貨幣體系，並非源自法律賦予央行管理法定貨幣之強制力，而是嫁接于長期以來人們對商品貨幣在穩定幣值方面的信任和認可，這種市場自發對貨幣信用的信任，推動了貨幣體系由金銀本位制、金匯兌本位制到法定信用貨幣的過度。

　　是次美國猶他州參眾兩院通過金銀法定貨幣法案，廢止黃金作為財産需納稅之法律等，根源在於當前美聯儲舍本逐末地迎合美國政府，承擔起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刺激經濟和促進就業之目標。殊不知，寬鬆貨幣如果能對經濟起什麼作用的話，那就是借助廉價的信用貨幣來蠱惑市場浪費資源，製造經濟增長和就業幻覺。畢竟，貨幣手段營造經濟和就業增長幻覺必須借助通脹，即刺激經濟和就業增長，需製造資源稀缺（幣值貶值），否則央行的寬鬆貨幣無法有效促使市場信用貨幣創造，而更多地帶來的是不同經濟部門間的利益輸送——優先獲得央行貨幣支持的部門對其他經濟部門利益的攫取，而非經濟增加值的創造。

　　當前中央銀行家們設置了一套核心通脹指數的理論架構，以剔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通脹指數來決定貨幣政策脈象。然而，食品和能源等價格異動主要是基於農業等勞動生産率增長要低於其他行業。正如不滿美聯儲表現的聽眾反駁紐約聯儲行長比爾達德利用iPad價格作比喻時憤慨地表示，雖然iPad的價格降幅突出，但iPad又不能吃。

　　因此，當前央行過度強調核心通脹率、甚至借用輸入型通脹推卸其穩定幣值之責任，令市場對各國央行繼續管理法定信用貨幣正在喪失信心。我們有理由擔心，一旦央行管理的法定信用貨幣遭遇市場普遍的質疑，那麼將意味著支撐信用貨幣的穩定錨——市場信用基礎將面臨被破壞。而市場越發對央行法定信用貨幣喪失信心，一國經濟金融活動的交易成本無疑將增加，甚至可能因交易主體未能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交易媒介而導致交易失敗；顯然，市場對央行信用的喪失，或將使經濟陷入無穩定錨的交易損失之中。

　　鋻於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美元貶值無疑對國際貨幣體系和全球貿易體系産生直接影響。這種影響的最大負外部性在於市場擔心一旦動搖了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而未有一個替代性的錨來維繫和重塑國際交易秩序，全球貿易融資和國際資本流動將出現系統性裂縫。儘管當前部分國家通過增加雙邊貿易中的本幣結算，以規避美元貶值風險；但兩國能得以借助本幣進行部分貿易活動，本質上還在於雙方都事實上通過美元貓來估值對方貨幣，失去美元錨本幣結算的雙邊貿易，無疑陷入無法定價之尷尬。同樣格羅斯等拋售美元固定收益證券而參與新興市場的固定收益債券，本質上也是通過美元錨來估值其他貨幣計價的固定收益債券，其賺取的收益為以非美元計價的貨幣資産相對於美元的預期升值幅度。而一旦美聯儲轉向穩定幣值的政策，國際市場資金的重新配置勢將潛伏巨大的風險隱患；顯然，這正是國際投資者捕捉盈利機會的過人之處。

　　可見，面對當前美元幣值的不穩，不論是猶他州旨在為金銀貨幣功能化的努力，還是國際金融市場投資者開始調整其資産組合中的美元資産比重，本質上都在告誡美聯儲繼續濫用法定貨幣信用，市場將對美元自發“叛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