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聯合早報》5日刊文説，歐美在金融市場上融資的優勢地位為政治家們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提供了便利，因而為了獲得選民支持利用廉價資本舉債辦福利等方式來“收買”選民的模式是發達國家政治“日本病”的根源所在。而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敲響了警鐘，告訴世人，這種“日本病”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了。

　　文章摘編如下：

　　隨著野田佳彥當選日本執政黨民主黨新代表，日本在過去的五年時間裏迎來了第6位總理大臣。從上個世紀1990年算起到現在的20年時間內，日本首相已經換了14次。

　　日本首相的頻繁易人與改革不能深入直接相連，而這種“領導力缺乏”被稱為“日本病”，而且已經向其他發達國家蔓延。近期英國的《經濟學人》的封面上就印著奧巴馬和默克爾穿著日本和服的諷刺畫，上面寫著“轉向日本化”。

　　發達國家的“日本病”

　　歐洲國家在金融危機面前，遲遲不願意救市導致多次喪失良機，金融危機不斷擴大，德法兩國雖然同意在原則上同意朝著共同“經濟政府”的方向努力，但是對於歐元共同債權發行沒有達成共識。

　　其中的關鍵是，經濟狀況較好的德國的政治領導力能夠在多大程度下決心投入資金拯救歐元，但是這不僅同德國國債的評級直接相連，而且更與德國總理默克爾的選票直接相關。這是因為德國民眾普遍不願意為他們認為財政不負責任的歐元區邊緣國家買單。而在美國，兩黨為債務上限問題一直拖到最後一天，也顯示了美國政黨政治的“癱瘓”。

　　發達國家政治普遍罹患“日本病”，主要原因是因為冷戰後，發達國家政治家日益被選票所綁架，過於擔心會引起選民的反感，對於中長期所需要的政策往往不能及早下決心推行，反而採取把問題往後推的辦法導致矛盾越積越深。而國際金融資本市場的擴大和歐美的優勢地位客觀上為這種政治模式提供了可能。

　　從美國來説，1971年8月美元與黃金兌換制結束，換言之，美元的信用的制度保證已經消失。隨後，在浮動匯率制下由於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和沒有相應的取代貨幣，美元成為了市場選擇的基軸貨幣，這是所謂的“第二佈雷頓森林體系”，這個體系的基礎就是所謂的美國國債3A的國際信任，隨而美國也就可以通過國際融資的方式維持龐大的經常赤字和財政赤字。而歐洲聯盟則通過資本移動的自由化和單一貨幣的方式實現了跨境融資，為相關國家舉債財政提供了可能。

　　總而言之，歐美在金融市場上融資的優勢地位為政治家們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提供了便利，因而為了獲得選民支持利用廉價資本舉債辦福利等方式來“收買”選民的模式是發達國家政治“日本病”的根源所在。而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敲響了警鐘，告訴世人，這種“日本病”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了。(張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