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小記者培訓活動中心組織小記者進行實踐採訪活動。

丁廷臣

培訓中心印製的紅頭文件。

　　8月初，新華社報道“中華愛國工程聯合會”8年未年檢，並非法成立“全國小記者培訓活動中心”搞活動騙錢，辦非法報刊《中國小記者報》。“全國小記者培訓活動中心”的斂財模式由此浮出水面。

　　調查發現，這個培訓中心，為了使其開展的小記者培訓業務，顯得更正規、更官方，于2008年底選擇挂靠“中愛聯”，成為其理事單位，併為此支付一定費用。由此，該中心披上了一件“官方”外衣。

　　而該培訓中心開展的小記者培訓業務均由一家民營公司負責。在這件“官方”外衣的作用下，該培訓中心在廣州、北京、上海等近百個城市，建立分站。每個分站都是其加盟商。該培訓中心還利用頒發小記者證、舉辦各類小記者評選活動，進行商業牟利。

　　如今，“中愛聯”正在接受查處，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表示，“對於該會涉嫌的其他違法違規行為，正另案調查處理”。目前該培訓中心招收小記者工作也陷入停滯。

　　郭玉彤在讀小學四年級，今年暑假，她嘗試成為一名小記者。

　　放假前的一次公開課，讓這名河南安陽豆腐營小學的女生，開始對“記者”萌生興趣。課上，有校外老師講解小記者採訪的寫作技巧，並順帶介紹了全國小記者培訓活動中心安陽基地。

　　在全國小記者培訓活動中心的官網上，中心這樣自我介紹：它現為中華愛國工程聯合會（簡稱中愛聯）的直屬單位，是全國小記者培訓活動的權威性管理機構。目前在全國有300多個培訓基地，遍佈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廣州等近百個城市。

　　無論是郭玉彤的父母，還是她的班主任老師，都覺得這個中心的培訓應該很權威。

　　但該中心一位不願具名的地方站站長稱，權威性和官方背景都是包裝出來的，背後其實是一套公司化運作的商業模式。

　　這名站長介紹，活動中心和中愛聯只是“挂靠”關係。為此，中心每年須繳付一定的管理費。各個地方站和中心，只是加盟關係，繳付加盟費就能成為中心的小記者培訓基地。

　　這名站長將“全國小記者培訓活動中心”比喻成一件外衣，一件正式、有官方色彩的外衣，外衣下是一個民營公司中雛奮飛（北京）教育諮詢中心。

　　“有了外衣，便能獲得公信力，便能招更多的加盟商，獲更多的利。”他説。

　　“紅頭”文件敲門磚

　　“小記者培訓活動中心”將招生簡介等文件抬頭均印成紅色，顯得比較官方，方便各地招生

　　郭玉彤繳了800多元培訓費，成了特訓三班的學員。她每週上三天課，還會到博物館、武術館等地參觀採訪。這是安陽小記者培訓基地的實踐課。

　　邵美君是安陽永安街小學的班主任，她班上有兩名學生參加了小記者培訓。邵美君認為，相比社會力量辦學，這樣的培訓基地會更正規一些。

　　她不知道安陽小記者培訓基地，其實就是由民營公司運作。

　　安陽基地的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他們向全國小記者培訓活動中心繳付了加盟費。

　　該中心的《站長手冊》顯示，地方小記者站的承辦費用標注為：一類城市3萬元；二類城市2萬元；三類城市1萬元。

　　安陽基地的這名工作人員説，他們到各個學校開展招生活動時，為説服學校老師和學生，就會給他們看一些“紅頭文件”，並説自己是中愛聯的下屬單位，“這樣給人的印象會比較正式，比較官方。”

　　“全國小記者培訓活動中心”的所有文件，其抬頭均印成紅色，從招生簡介，到工作管理細則，到座談會通知，均為“紅頭文件”。即便是中心和基層站的承包協議書，其抬頭也是紅色。

　　而在一份評選百優小記者的活動通知中，文件還倣照了政府紅頭文件的格式，在紅色的“全國小記者培訓活動中心”抬頭下，印有一行小字“中小記函（2010）16號”，通知上並蓋有中心的紅色印章。

　　該中心的廣東某小記者站站長説，“全國小記者培訓活動中心”既不是政府部門，也不是事業單位，甚至都不是註冊法人。而按規定，只有註冊法人，才有資格發放文件。

　　這名站長説，和各個地方站簽訂加盟協議的，不是培訓中心，而是中雛奮飛（北京）教育諮詢中心。

　　“紅頭文件是塊敲門磚。”上述廣東某站的站長説，它會讓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和政府沾邊的機構。有了這個基礎，各站再動用個人關係，到學校講公開課或選拔活動，發放傳單。也有小記者站會動用當地關係，爭取讓如團委或教委等部門下發文件，要求各校完成選拔任務。

　　安陽小記者培訓基地是其中運作較好的一個例子。

　　安陽市文峰區團委副書記任敏告訴記者，團市委下發過文件，讓各地教育單位推薦學生參加小記者培訓，團市委也給教育局對口的大隊輔導員發了文件。

　　本報記者向安陽團市委求證，是否下發過類似文件，安陽團市委予以否認。

　　10%的勞務費

　　為多招生學生，“小記者培訓活動中心”會給學校大隊輔導員勞務費，承諾幫老師發論文

　　當地方上繳付加盟費，成為中心的一個培訓基地後，他們不僅獲得一個“準官方”的身份，還能獲得中心的指導。

　　中心會指導他們，如何去掌握學生、家長，以及學生老師的心理；如何在細節上，弱化招生時的商業性，而強化其教育性。

　　記者得到一份“全國小記者培訓活動中心”的《小記者招生工作基本方法》，“方法”上註明其為內部材料。這份“方法”對招生成敗做了細緻説明。

　　比如，不能在家長會現場收費，以免家長有抵觸心理；不能在培訓基地收費，可信度不高；應該在教學場所收費。

　　該“方法”還會指導地方站工作人員，如何通過學校門衛、通過在校門口找學生攀談，了解學校大隊輔導員老師、校長、主管教務的副校長、教導處主任的姓名和聯絡方式。

　　“辦法”中強調，決定小記者招生工作成敗的幾個關鍵人物，一為校長，二是主管教務的副校長，三是少先隊大隊輔導員，四是班主任。

　　對於輔導員和班主任的利益方面，“全國小記者培訓活動中心”還做了細分。

　　“方法”中説，與輔導員老師處理好關係，主要在利益上，我們給老師的是百分之十的勞務費。這樣能和老師達成一種共奔利益的趨勢。他們也會幫著積極做好這項工作。

　　在如何處理班主任的關係時，“方法”中説，要給這些老師（班主任）能看得到的好處，不能在錢的方面，如果這種好處費給的人多了，就會造成更壞的影響，只有承諾他們幫他們發表一些教學論文。或者是幫他們的學生發表一些稿子，這些都是能看得見的效益。

　　採訪中發現，這份“辦法”在現實中取得了一定效果。

　　安陽永安街小學的邵美君老師説，她就是聽學校大隊輔導員介紹，有這樣的小記者培訓班，才推薦學生去參加。

　　在黑龍江的哈爾濱，也有“全國小記者培訓活動中心”的培訓基地。

　　哈爾濱兆麟小學的張宏偉老師説，學校方面告訴班主任，有這樣的活動，不然他們也不會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