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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産限購讓人産生回到計劃經濟時代的不良聯想,相當於削弱貨幣的支付能力,將購房資格與戶籍、納稅證明等結合到一起,阻礙了勞動力統一大市場的形成。
筆者支持房地産調控,擠壓泡沫以免中國金融、實體經濟崩潰是必要之舉,但調控手段必須符合市場要義,必須以財稅、貨幣改革為先導,將房地産調控納入市場調控的範圍之內。而不是在財稅、貨幣改革停滯的情況下,強行以計劃經濟時代的手段作用於當下的市場。
中國計劃經濟時代有糧票、布票,貨幣購買力被削弱,其背後折射的經濟現象是産品緊缺,什麼緊缺就出臺什麼票。有糧票,意味著糧食緊缺;有布票,意味著布緊缺;有肉票,意味著豬肉緊缺;現在把戶口本變成變相的房票,顯然意味著房地産稀缺。實行限購政策給予市場明確預期,房地産仍然稀缺,作用與有關部門所期望的剛好相反。
房地産市場信號混亂。一方面是庫存增加,另一方面是價格堅挺;一方面是開發商負債高企,另一方面是台州等地出現房地産過熱的炒賣房票現象。
庫存毫無疑問在增加。5月10日,長城證券地産分析師劉昆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一季度,上市地産公司存貨環比增加9.0%,同比增加40.3%,絕對值9005億元亦位於歷史高點。截至8月26號的一週,全國商品房庫存量及去化時間總體繼續呈上升趨勢,追蹤10個城市庫存量環比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從重點城市北京看,截止到8月29日,北京市房地産交易管理網數據顯示,新建商品房庫存量已達109659套,需要兩年左右才能消化,刷新了自2009年8月11日之後兩年來的最高紀錄。房地産進入繼2008年之後,再次進入去庫存化時代。
房地産調控對開發商擠壓作用明顯,房地産企業的資金鏈越來越緊,市場上的存貨越來越多,已披露年報的98家上市房企債務總額達1.01萬億元,多數資産負債率在70%以上。負債增加而業績下滑,“萬保招金”四大龍頭今年中報凈利潤平均增幅不到15%。市場一二手房價格倒挂也顯示了房價鬆動的跡象。
奇怪的是,雖然庫存上升、融資成本上升,但房價總體而言依然堅挺。國家統計局70個大中城市房價報告顯示,70個城市中有39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環比價格上漲,同比價格下降的城市只有1個。來自易居中國的分析顯示,與2010年全年相比,7月份一線、二線、三線城市均上漲4%以上。
不僅如此,香港樓市最瘋狂時期的炒樓花現象從去年盛行于浙江台州等地,只不過名稱為房票。擁有房票者,就是一些管理部門的人員或關係戶,開放商為了和他們保持好關係,就將好的房源留給他們,後者再通過賣房票這種方式,轉讓給下家的購房者,獲取中間差價。
據台州市政府的調查數據:在2010年9235套對外銷售的商品房中,以 “直改名”方式違規交易的有845套,其中共56名黨政幹部、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參與57套商品房轉讓改名獲利,涉及縣處級領導幹部5人,鄉科級幹部9人。截至2010年末,所涉及的56名黨政幹部、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主動上交和組織追繳的收益有503.3萬元。 為了抑制房價,台州8月25日出臺的限購政策,限購在台州市區執行,在市區已有2套及以上的市域內家庭;和已有1套以上的市域外家庭,不能提供1年以上的個稅和社保證明,暫停購買新建商品住房,政策從9月1日起嚴格執行。
成交量大幅下挫房價依然堅挺,房地産上升勢頭略有扼制,一些地區居然有瘋狂的炒房票現象,説明房地産下行勢頭並未確立。一旦限購政策放鬆,房價將迅速反彈。
市場化的調控政策沒有落實到位,抑制房價最有力的武器是加息與房産稅。但央行遲遲沒有加息,加息對於此前的借債大戶如大型企業與地方投融資平臺公司等,將帶來沉重的利率壓力。後金融危機時代,中國在2010年2月首次出現負利率,在貨幣屢次緊縮之後,負利率區間反而日益擴大,從-0.45%擴大到-3%,如此之高的負利率顯然是在縱容包括房地産在內的資産品泡沫。
二手房價格高於一手房價格,説明二手房擁有者按揭不多,不必擔心加息帶來負債成本上升,社會資金充裕足以支撐目前的房地産市場,同時也説明持有環節與資本利得不徵稅,讓以往的房地産投資者有恃無恐。以上海與重慶的房産稅來印證房産稅打壓房價沒用,根本説不通,重慶徵收的是“豪宅稅”,而上海既往不咎徵收的是“新房稅”,與真正意義上的物業稅、資本利得稅相去甚遠。拔了老虎的爪牙而後大加嘲笑,既是愚蠢的,也是不厚道的。
為什麼不能動用加息與稅收手段抑制房價,原因無他,加息動的是大企業的奶酪,而稅收觸動的是前期投資者的盤中餐,不能、不敢觸動既得利益階層,惟一的辦法是以行政手段抑制相對弱勢的階層。比如,不擁有城市戶籍的人,比如缺乏資金不能在房地産市場先期投資的人。
限購政策限制房價非常管用,尤其是北京、上海這樣擁有雄厚資源、吸引全國民眾源源而來的城市,外地購房者佔據了半壁江山,限購成功地阻擋住了他們在京購房置業的熱心。中國計劃經濟時代從來沒有高房價,因為那個時代沒有商品房,單位包辦一切,每個人牢牢依附於單位。
限購政策越有用,就越讓人擔心,因為管理者很可能食髓知味,放棄了市場化的努力,放棄了政策的全盤調整,以有毒的限購令取代對貨幣、對人力、對稅收政策的深刻反思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