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亞反對派武裝日前攻入首都的黎波裏，並宣稱已全面控制首都。從大形勢上判斷，利比亞內戰已趨近結束，卡扎菲的時代走向終結。

　　這場已持續半年多的衝突與中國息息相關。中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與非洲保持著傳統友好關係，中國的立場與行動對事態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同時，隨著中國“走出去”步伐不斷加大，中國在利比亞有了大量的人員與投資。這次利比亞局勢動蕩，威脅了中國在利人員的安全，也給中國在利資産帶來重大損失。

　　至利比亞戰事爆發，中國有至少75家企業(包括13家央企)在利比亞投資。此外，還有不少中小型企業和零散資産。同時，這些企業也有被合作方索賠的風險，事實上，有利比亞業主已經針對中資企業進行惡意索賠行動。

　　不管怎樣，利比亞內戰充分暴露了中國在實施“走出去”戰略時面臨的重大問題。這場衝突提醒我們，應格外重視評估“走出去”的安全風險，尤其是政治性風險。其中的經驗教訓值得總結汲取，並舉一反三。工程承包的損失尚且如此，中資企業在一些國家的投資以固定資産為主，資産損失率遠大於工程承包的損失率，而有些國家的政治性風險甚于利比亞。在這些國家投資，其安全風險尤其要注意防範。

　　人員方面，中國在利比亞從事工程建設的人員超過3萬人。在中國外交部的組織下，希望離開利比亞的中國人早已全部撤離。應當看到，在利比亞內戰爆發之後，撤僑行動非常及時。這一行動應受讚許，並以此作為成功範例，指導今後的類似問題。當然，迅速撤僑只關乎人身安全，財産安全已經難以得到保證了。

　　從企業的角度來説，一個企業在制定在某個國家投資的戰略時，需要做好“功課”，了解與該國有關的各方面信息。目前，中資企業已經普遍有了這種意識。不過，許多企業往往會限于對經濟與商務信息的調研，對文化、宗教，以及政治與安全信息的重要性認識不足。

　　“功課”準備不足是一個方面，制度保障不到位是另一個方面。比如保險制度在規避“走出去”的安全風險中必不可少。西方發達國家的海外投資普遍有保險機構相伴隨，這早在大航海時代就已開始。有些國家還以政府信用作為後盾，例如日本經濟産業省大臣就是承擔日本大型海外直接投資保險責任的保險人，日本中小企業則可以加入“海外直接投資關係信用保證制度”。

　　遺憾的是，目前中國海外投資保險的覆蓋面非常低。商務部統計顯示，2010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約3047.5億美元，而海外投資保險的承保責任餘額為173億美元，承保佔比僅為5.7%。據報道，在此次利比亞中資損失中，能得到保險賠付的只有4億元人民幣。這樣的現狀需要改變，也需要“走出去”的企業與保險業共同探討，加以解決。

　　從國家層面，應將外交工作與企業“走出去”更好地結合起來。一方面，外交要為經濟建設服務，廣泛而深入地提供駐在國的相關信息，為企業“走出去”服務；另一方面，企業也要為駐在國留下良好的企業形象，增強中國在當地的話語權，形成良性循環。

　　當然，外交工作與企業行為畢竟存在一定差異，出現衝突在所難免。因此，我們需要從更高的國家戰略上認識“走出去”的政治安全風險。目前，中國“走出去”還缺乏一個整體的戰略，需要有專門的協調機構，來協調政府機構與企業之間的聯絡，引導企業趨利避害，規避投資風險，最終實現國家利益與企業利益的協調統一。

　　信息是投資的關鍵之一。日本和韓國企業“走出去”往往“情報先行”，日、韓政府在提供信息上發揮了很大作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這一輪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大潮中，政府應盡力為企業提供信息服務，特別是政治安全信息。服務對象不應局限于大企業、國有企業，覆蓋範圍理應更廣。政府還須鼓勵民間的諮詢和研究機構，對投資對象國的政治安全風險進行分析研究，服務於中國企業的“走出去”，也為政府承擔一部分這方面工作。

　　總之，利比亞的這場內戰給中資企業上了一課。它提醒人們，中資企業在海外發展時，要特別注意腳下的陷阱，特別重視東道國的政治安全風險。儘管有些風險難以被預料，但加強了相關研究與研判，風險總是能相對得到更好的規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