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將出發前往明尼蘇達、艾奧瓦和伊利諾伊州，為競選連任拉票。此間媒體稱，奧巴馬此行的一個特殊背景是，標普將美國主權信用降級使得美國政壇黨派之爭更為激烈。共和黨2012年總統候選人、前馬薩諸塞州州長羅姆尼11日説，現任總統使得美國在信用評級歷史上首次遭降級，因為他“全然不懂如何領導經濟增長”。而本該在全球金融市場中扮演公正客觀裁判角色的評級機構，卻由於近年來的一些糟糕表現，面臨著市場和消費者的嚴重質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機。

　　“裁判”捲入政治遊戲

　　有著150多年曆史的標普公司一直在全球金融市場扮演著呼風喚雨的“裁判”角色。與其他兩家評級機構穆迪和惠譽一樣，標普也一直標榜其“客觀”、“獨立”與“權威”。然而，美國公眾輿論連日來卻屢屢發聲，揭露標普一貫將評級作為政治武器，其行為早已與美國黨派政治盤根錯節。

　　美國政治觀察家洛甘潘扎8月7日在題為《標普評級：一場政治遊戲》的文章中説，標普此次引發的政治海嘯，使得這一降級宣佈具有真切的政治影響。標普是把評級作為政治武器，而不是將其作為與政治無關的實際信用風險評估。一個有著政治利益驅動的評級公司恰恰將會損害它應有的信譽。

　　在此次將美國主權信用降級一事上，標普並不諱言其中的政治因素。標普公司在解釋降級理由時説，美國國會與政府近期達成的財政計劃未能滿足穩定政府中期債務的需求。廣而言之，在一個財政、經濟面臨挑戰時期，美國政策制定者、政治機構的效率、穩定和決斷能力弱化。許多分析人士指出，在標普這番言論的背後，有著難以擺上桌面的政治權衡。

　　評級機構為誰服務？

　　美國資深媒體人丹托馬森認為，美國主權評級機構一直在政治中發揮作用。問題在於，他們為何有這種權力？在2008年的金融風暴中，標普等評級機構通過將充滿“毒素”的抵押債券評為AAA級大賺一筆，美國民眾卻損失數十億美元。美國國會2010年曾通過新的議案，意在改革金融市場監管，要求銀行減少對評級機構的依賴。此舉勢必大大削弱這些評級機構在市場上的作用。標普降級的舉動有對國會實行報復之嫌。

　　2010年10月，標普首次威脅將降低美國主權債務評級，意在“將評級作為政治武器，試圖以此逃避2008年金融危機中的責任，試圖逃避對其監管，還試圖操縱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斯卡裏羅和漢姆舍在聯合署名文章《標普操縱評級以逃避抵押危機責任》中，也提及標普對新監管措施的反彈。

　　美國網民斯坦利説，據一位標普公司內部人士説，標普在決定評級中有五大因素，除財政、金融政策及經濟結構等因素外，其中一大因素便是政治制度。問題在於，他們能否客觀運用這些標準。標普過去所為充滿疵點，腐敗的企業文化使得他們屢屢失誤。一些評級公司玩弄政治遊戲是想爭得更為有利的政策環境。此時此刻，應向標普發問，他們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麼，他們到底為誰服務？

　　雙重標準屢遭質疑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美國三大評級機構信譽大跌。美國民眾普遍認為，對美國爆發金融危機，這些評級機構難辭其咎。不久前，當華盛頓的政客們就債務危機演繹了一場被斥為“不負責任的政治遊戲”時，這些評級機構“行動遲緩”，在美國債務危機過程中扮演了“隔靴搔癢”、“戲演雙簧”的角色。近年來，這些在國際金融界不可一世的評級機構屢遭“雙重標準”、“不公正”等批評。

　　人們看到，這三大評級機構在對歐盟和中國連連發難時，卻長期無視美國的債務問題。奧巴馬簽署提高債務上限的法案後，惠譽率先表示，將維持對美國主權信用的AAA評級，僅僅保持對其評級前景的負面展望。穆迪隨後也表示，維持對美國國債的AAA評級。事實上，自1949年穆迪給予美國政府AAA評級以來，這一信用等級就從未有過變化，最高信用級別使美國可以很容易借到錢。有分析人士指出，1985年美國由債權國變為債務國，隨後又淪為凈債務國，債務規模越來越大，償債能力日益下降，但評級機構依然維持其最高信用等級。這種錯誤評級信息引導全球資本流向美國，為美國政府增加負債提供了條件。

　　掌控國際評級話語權的美國評級機構為維護本國利益而不能客觀揭示國家信用風險，助長了美國主權債務危機。不僅如此，這些評級機構在美國國內行為的“公正性”也早已遭到質疑。2009年11月，美國俄亥俄州政府就曾起訴美國三大評級機構，指稱他們提供錯誤的投資評估，導致投資人最後損失數億美元。該州總檢察長科德雷説，三大評級機構給搖搖欲墜、價值暴跌的抵押貸款證券最高評級。一些企業員工退休基金在那些獲得高評級的投資上損失了4.57億美元。科德雷説，發行有問題證券的公司付錢給評級機構，而評級機構則以做出不準確的評級結果來避免得罪其客戶。近年來，加利福尼亞、紐約和康涅狄格等州也對三大評級機構提出批評並展開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