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7月23日晚的甬溫線特大鐵路交通事故，連日來驚動全國上下、牽動世界目光，並不僅僅因其死傷慘重，令此前鐵道部人士有關中國高鐵先進、安全的説辭褪色，更重要的是引發社會各界對造成這起事故的系統性原因和善後處理的結構性失當進行深刻反思，求索體制性破解之道。

　　截至本刊截稿，官方公佈的數據是：事故已造成40人死亡，200余人受傷。因缺乏全部乘客名單和失蹤人數對照，上述傷亡數據會否變更仍未可知。而圍繞導致事故的真正原因和奪命時刻的真相揭示，國務院調查組與民間各界人士仍在努力探求中。

　　慟中思痛，值此中國高鐵狂飆突進之際，調查問責理所當然，非不如此，隱患難以根除，安全難以保障，民心難以凝聚。

　　引人注目的是，事故發生後第六天，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趕到現場悼念逝者，慰問傷員，公開表態，痛心疾首。他指出：高鐵建設不是越快越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失掉了安全，就失掉了高鐵的可信度。他強調：一個政府最大的責任，就是保護人的生命安全，必須要讓群眾得到真相，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都要一查到底，依法處理，毫不手軟。

　　這是非常深刻的反思，亦是義正辭嚴的承諾、讓人動容的感悟。這一嚴重事故表明，多年來我們引以為榮的“集中力量辦大事”體制，在巨大利益引誘和政績饑渴症驅動之下，不僅邊際效用遞減，而且潛藏事故誘因，非技術設備失靈或管理調度失當所能盡言之。

　　更令人痛心的是，當大禍已然釀成，群情悲憤之際，一些官員念茲在茲的仍是“速度”，罔顧胡錦濤、溫家寶等決策高層的“救人”指令，無視億萬同胞和全球公眾的人道情懷，急於清理車廂，粗糙處置殘骸，對生命無珍惜，對死者無尊重。

　　公眾的憤怒不難理解，正當的要求必須滿足。我們認為，決策高層和億萬公眾的意見相當一致，即必須協力徹查事故，依法追究失責，還公眾以真相，給乘客以公道，為後世立殷鑒，通過處理此一標誌性事故，推動相關體制機制改革的關鍵突破。

　　猶記八年前，“非典”疫情爆發，民心惶惶不安。正是各方同心，雷厲風行，及時公佈真相，迅速救治患者，才控制了疫情蔓延，也收緊了散亂民心。如果説，“非典”疫情暴露出我們在公共衛生等社會管理體制機制上的諸多漏洞，動車事故則暴露出中國發展模式的諸多缺陷，誠可謂一次代價慘重的“系統性追尾”。

　　八年前因疫情嚴厲問責，一個部長和一個市長下臺，曾經振聾發聵；八年後為事故調查處理，更需嚴峻手段。

　　反思此次事故，另一個不容回避的關鍵問題，是拖延多年的鐵道部機構改革與政企分離應有實質啟動。此次嚴重事故發生後，鐵道部對事故的推諉與塞責，對民意的沉默與逃避，已然清楚表明，政企不分離，惡果無休止，監督不到位，失職無追索。既然是人民鐵路為人民，那就應儘快通過全面機構改革，增加透明度，提升監督力。

　　早在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之時，包括紡織工業部、冶金工業部等八個行業部委即被撤銷，但卻對“鐵老大”網開一面。遲至2008年大部制改革全面鋪開，同司公共交通職責的國家民航總局降格為國家民航局，併入交通運輸部，但鐵道部再獲保全，繼續政企合一，集裁判員和運動員于一身，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最大的計劃經濟“堡壘”。

　　由此亦可解釋，事故發生後鐵道部種種有悖人情常理的善後行動。以賠償為例，若鐵道部以監管者身份亮相，等同於行使納稅人代表職責，那就應以乘客利益為重，爭取責任企業多賠償，在更好安撫傷亡者的同時，放大企業違規違法成本，殺一儆百。但鐵道部恰恰身兼企業角色，因此希望責任越小越好，賠償越少越好，處分越輕越好。

　　不僅賠償問題，事發後“鐵老大”對乘客的救助，對真相的披露，對事件的回應等諸多方面，無不暴露其冷漠無情的官僚作風。前任鐵道部長劉志軍落馬，諸多腐敗産業鏈曝光，已足夠觸目驚心，此次事故及其善後更足以讓高層痛下決心：堅決拆除利益勾連，徹底清除體制沉疴。

　　因此，我們期待權威部門的認真調查和嚴厲問責，更希望決策機構早日剝離鐵道部雙重身份，還鐵路行政機關以基本公共服務和行業監管職能。進而加速完成鐵路公檢法剝離工作，以求在新一輪機構改革中，讓2008年未能完成的大部制改革繼續深入推進。

　　屆時鐵道部應降格為鐵路局，與民航局、公路局、水運局、海洋局、郵政局並列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運輸部，通過更嚴格的公眾監督與更勤勉的行政作為，真正做到“人民鐵道為人民”，盡最大可能避免類似重大事故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