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住北京西城區菜市口的伍超明，已經數月沒有回家，他是中國人民銀行的一位副研究員，有一個幸福的家庭，近日，他被捲入了中國經濟數據泄密的風口浪尖。

　　時下，中國經濟數據泄密調查風暴愈演愈烈，正刮向中國的財經部委和機構投資者，而數據泄密背後的利益鏈條也浮出水面。

　　北京市人民檢察院表示，國家宏觀數據泄密事件已進入立案偵查階段。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局長張華偉表示，目前已對涉及國家宏觀經濟數據泄密事件的5人進行立案偵查。張華偉表示，因目前涉案的5人來自不同部門，因此立案為5件。

　　數據反腐風暴

　　“現在局裏面非常緊張，處於非常時刻，一些和外資的合作活動都取消了。”一位國家統計局的官員對《中國經營報》記者説。“風聲鶴唳，政府部門的門都關得緊緊的，根本約不出來，據我所知，許多消息靈通人士正在捲入這場風暴。”一位大型保險機構的研究部主管對記者説。

　　進入7月份，國家統計局第二季度經濟數據就要發佈，按照往常慣例，一些國內大型券商分析師會約上政府的朋友吃飯聊天或者內部座談，如果運氣好，就能問出第二季度的主要經濟數據，如CPI、GDP，但是今年第二季度經濟數據發佈之前，所有財經部委的“達人們”都高挂“免談牌”。

　　此前有消息稱，今年三四月份，國家統計局辦公室一名秘書與一名央行研究局宏觀經濟研究處副研究員因涉嫌數據泄密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相關人士表示，目前案件處於保密狀態，另外的涉案人員不便現在公佈。

　　這位副研究員正是伍超明，伍超明是南開大學博士，此後在央行金融研究所、央行研究局工作。記者獲悉，伍超明與國內一些大型券商交往較多，一直是券商經濟形勢分析會和座談會的邀請對象。

　　“國家統計局數據發佈之前，會提交給央行，以供貨幣政策調控參考，而央行研究局宏觀經濟處承擔一些分析的任務，所以伍超明就知道一些數據。”一位接近央行人士對記者説，“一些機構就可能在這個環節做了手腳。”

　　今年5月10日，就在4月經濟數據公佈的前一個晚上，一家大型券商的一位高管就發佈——“傳4月份CPI為5.3%。超預期！”第二天國家統計局公佈4月CPI同比上漲5.3%，與這位高管的預測完全一樣。

　　與此同時，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表示，統計局辦公室秘書工作人員因涉嫌泄密正在接受司法調查。據記者獲悉，接受調查的是國家統計局某副局長的秘書孫振。孫振畢業于加拿大卡爾加裏大學，2007年考入國家統計局公務員。儘管為副處級，在數據傳遞過程中，孫振可以接觸到敏感的經濟數據。

　　“上面五人只是冰山之一角，此次涉案的還包括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相關部門的人士，由於統計數據渠道出口非常多，可以説涉及面非常廣，如果真要查，可能還查不到底。”一位接近案件的知情人士説。

　　多環節導致泄密

　　事實上，經濟數據泄密在業內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今年6月8日，多家機構已經預測中國5月份CPI較上年同期上漲5.5%。在一次券商內部研討會上，一位國家統計局的官員苦笑地説：“現在券商的分析水平越來越高了，我們自愧不如，每個月都能預測對，以後得向你們請教了。”

　　“現在如果每個月統計局發佈會前你拿不到數據，預測不準CPI的話，那就説明你被邊緣化了，你不被市場認可，人家會笑話你。”北京一家中型券商的宏觀分析師對本報記者説。

　　“4月7日國務院召開一個座談會，一家大型機構的首席分析師在會上預測3月CPI為5%，經濟數據本來在4月15日發佈，然而會開完後，他把GDP、CPI等數據都改了，與最終統計局發佈的CPI漲幅5.383%差不多一致。”前述分析師稱。

　　近兩年的經濟數據的泄密頂峰是今年第一季度，在4月15日國家統計局召開經濟運行發佈會之前，央行、發改委等部門的數據已經大規模的流出，從國內生産總值到工業增加值，從消費價格指數到生産者價格指數，從投資到消費，主要經濟數據基本全部流出。

　　而在金融危機時期，2008年8月19日晚間，摩根大通經濟學家向客戶發出一份郵件寫道：“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們一直在考慮一項總金額至少為人民幣2000億～4000億元(或相當於中國國內生産總值1%～1.5%)的經濟刺激方案”。第二天，上證指數飆升178.71點，漲幅達到7.63%。隨後，處於“風暴眼”的該經濟學家開始大休假，暫時離開工作崗位。

　　令人驚奇的是，3個月後，中國政府就宣佈推出4萬億元投資計劃。有知情人士稱：“經濟刺激方案原來只是一個醞釀的計劃，主要是鐵路建設投資的討論，10月高層才決定推出基礎設施投資方案，11月初向外發佈，從那時起高層非常關注這一事件，開始查泄密內鬼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袁鋼明對本報記者説：“經濟數據之所以大範圍提前洩露原因在於數據生成和傳遞過程中的環節眾多，保密制度欠完善。”

　　前述國家統計局官員説：“數據的提前洩露不在於生成環節，以價格數據為例，各地的價格調查員主要是通過自動識別終端讀取市場價格信息，可以第一時間內反饋到調查總隊，然後完成CPI計算。”

　　然而，從CPI數據到最終發佈，有一個時間過程，首先是國家統計局內部要召開分析會，可能邀請各部委相關人士參會；然後經局長辦公會確認後，上報國務院領導，並抄送國家發改委等部委。每個季度的經濟數據發佈前的環節則更為冗長，在上一個季度完後的下個月的15日左右發佈，而在之前，國務院常務會議還要對經濟數據進行討論和分析，研究下一步經濟政策，基本上部長們都已經知曉主要經濟數據。

　　稍早前，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賀鏗對本報記者説：“經濟數據提前洩露，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提前知道這些數據的部門和人太多了，哪個環節出了問題，都會導致有機可乘，造成泄密。”

　　數據利益鏈條

　　正是經濟數據從生成到發佈的一系列制度空隙，導致信息數據“掮客”悄然而至。

　　“數據洩露的背後是商業機構的利益博弈和市場之爭，傳統的經濟研究是根據公開數據進行分析，並提出決策建議，但是商業機構的研究行為已經脫離我們的傳統研究，外資機構為了提高自己的研究聲譽，同時為了提高自己機構的市場份額，所以不擇手段地同政府搞好關係，提前得到消息作分析，2008年摩根大通的經濟學家提前發佈經濟刺激方案報告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袁鋼明説。

　　據本報記者了解，經濟數據的堡壘主要被背景深厚的投行和券商機構攻破，主要有三種方式。一是通過仲介或者機構邀請知曉經濟數據的官員參加論壇或者內部交流，提前獲得經濟數據，投行或者仲介機構以演講費、勞務費或者禮品形式回贈政府官員，形成一種默契的交易。

　　二是課題合作形式，投行和券商與政府相關部門合作課題研究，由機構出贊助，在合作過程中，機構可以提前獲得部分經濟數據。

　　三是有的政府機構的學者本身在投行和券商作顧問和兼職，領取顧問費，其可以利用自己的政府背景資源，獲得多种經濟數據和政策信息，提供給機構，甚至為機構直接撰寫研究報告。

　　“目前一些投行非常擅長搞數據，也是他們的一種營銷方式，因為他們的大客戶，包括海外投資者對中國經濟數據非常感興趣，投行通過多種方式獲得信息和數據後寫研究報告，發給他們的大客戶，以此提高研究知名度，來吸引他們長期購買公司的産品。”前述保險機構的研究部主管説。

　　“這些大投行有國際的，也有國內的，非常有背景，政府關係非常深厚，沒有他們搞不到的東西，所以他們非常有話語權，基金公司都願意看他們的數據分析報告。”這位研究主管説。

　　據本報記者了解，這些大投行的發送對象主要針對作為買方的機構投資者，不針對公眾，但是買方機構眾多，消息隨時就可以流出，然後媒體再進行提前報道，造成泄密。

　　在此之前的兩年時間，路透社曾經7次準確預測到中國CPI數據。路透中文網曾經在2010年6月9日發表的一篇報道寫到，3位消息人士透露，在當日召開的某券商會議上，一位關鍵部門的中國政府官員透露，5月份金融機構新增貸款約6300億元人民幣；當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3.1%，中國5月份出口同比增長約50%，達1300億美元左右。這些數據與之後國家統計局公佈的統計數據基本一致。受此消息影響，當天上證指數上漲2.78%。

　　“消息提前被買方知道後，會有一個信息時間差，在利好消息出來之前，機構買入，然後在數據發佈之後，機構賣出，以此獲利了結，這在波動較大的中國股票市場上，屢試不爽，可以成為一種贏利模式。”前述保險機構的研究部主管説。

　　據本報記者了解，涉嫌數據交易的均為大型投行和券商，中小型機構仍然處於信息的邊緣地位。“國內的大券商喜歡挖數據，主要是因為要和買方機構基金搞好關係。在每年的新財富最佳分析排名中，基金經理有打分投票權，如果研究報告能打動基金經理，就可獲得高投票，券商一般按新財富排名給研究員發放基本工資，在有的券商，新財富排名第一名的分析師的工資行情一年達到400萬元左右，而且這還是基本工資。”這位分析師説。

　　“同時，作為買方機構要在券商的證券營業部開戶分倉，給券商提供交易佣金收入，這部分成為研究員的獎金提成。所有這些都要靠研究報告來打動基金公司。”

　　在此情形下，作為賣方的券商為了滿足基金的許多要求，很少做出對客戶重倉的個股帶有負面評級的研究報告，同時，為了能吸引基金公司的分倉，投行和券商研究人員通過種種手段提前挖到經濟數據做出報告，發給基金公司。(中國經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