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崢

　　近期，有關我國宏觀經濟數據泄密的話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有媒體認為此事性質惡劣，部分官員已成為出賣國家秘密的“碩鼠”，需要動用司法工具對其進行懲處。據報道，國家統計局及相關部門一些人員已“離崗”或受“約談”。但也有一部分人認為，機制缺失和制度不完善才是“罪魁禍首”，路透社等公佈數據的境外媒體並無罪過。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懲處這些缺德的公職人員固然可以大快人心，敲山震虎，但卻非長久之計。從各國歷史經驗來看，統計數據保密是一艱巨工程，意外失密之事屢有發生。若想根除這一影響經濟正常運行的毒瘤，必須確保從數據採集和發佈的全過程萬無一失，每一個環節都需要相關機制加以約束。

　　對於長期跟蹤經濟的觀察家來説，宏觀經濟數據提前洩露絕非稀罕之事。除中國外，近年來日歐也發生過多起泄密事件。2009年11月，時任日本産經大臣直島正行在一個商界會議中提前公佈了“日本三季度GDP增速折合成年率達4.8%，超出預期”的喜訊，致使債券市場劇烈波動。而歐洲媒體也多次提前“預知”重要宏觀數據。在數據保密方面做得最好的是美國，美國股市往往要等到統計局官員發話後才有所“反應”。

　　從上述例證來看，數據保密工作往往是百密一疏，很難達到盡善盡美。但像中國這樣大規模、長時間、高級別的數據洩露事件仍令人驚愕。中國宏觀經濟數據的保密和發佈過程已落後於其世界第二經濟體的要求。在巨大利益的驅使下，中國現有統計數據安全的漏洞被進一步放大。如不及時堵上，年耗費中國納稅人32億的國家統計系統將只能為少數特權階級和國際炒家做嫁衣。

　　數據採集環節存在兩大問題:一方面，各地方統計局缺乏獨立性。地方統計局依附於地方政府，通過“製造”數據完成“政治任務”的事件屢有發生；另一方面，我國統計數據體系滯後於社會發展需要，缺乏部分關鍵數據。對比美國，我國統計數據採集量僅相當於前者的20%，包括失業數據、流動人口數據未能採集。這使得市場對CPI、PPI、GDP等數據趨之若鶩，無法全面綜合分析國家經濟運行情況。各種根據這些直觀數據進行的政策分析鋪天蓋地，一旦這些數據發生超出預期的變化，市場反應往往將更加劇烈。

　　數據生産環節缺乏外部監督。國家統計局的分析人員是這些宏觀數據的“生産者”，也是第一批獲知這些敏感數據的人。被媒體爆出幾位“離崗”或接受調查的統計局工作人員大多出自“生産”數據的要害部門。此事暴露出我國統計系統在監督機制上的缺失，根據現有統計法，統計系統的監督機制基本都屬於自我監督。在這種情況下，除非是毒已入骨，壯士很難自斷其腕。由於數據洩露不會對個人造成經濟損失，群眾舉報鮮有出現，紀檢監察機關很難知情。最終讓國家安全機關出山查辦，已充分説明該領域法律存在嚴重漏洞。

　　數據發佈環節存在特權群體。中國的經濟數據在正式發佈前，會提前提供給相關宏觀經濟決策部門和領導層進行參考。部分泄密行為就是因為個別部門先於統計局公佈相關數據。保密數據傳輸到若干部門的保密網上，學者、官員、秘書及其他工作人員紛紛經手，隨之成為數萬人皆知的“秘密”。這些人的同學、朋友成為率先得知的人群，而部分熱衷於出席各個研討會、投資策略會的專家也往往不經意間透露一些政策信息或數據。最後，數據才被媒體和投資經理得知。另外，中國統計數據發佈速度過慢，為數據傳播留下過大空間。統計局已注意到這一問題，將數據生産到發佈之間的間隔從原先的72小時縮減為48小時。

　　出現泄密自然是人的問題，但歸根結底是制度問題。在這方面，美國一些相關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第一，在數據保密方面，能不給的就不給。美國允許一部分人提前知曉數據，但這部分人必須每次進行申請，並明確説明獲知數據的理由，避免無關人員獲得數據。對於GDP、CPI等核心數據，僅可以通過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直接上報總統。減少數據獲知人員和數據傳輸環節是消除風險隱患的當務之舉。

　　第二，在數據採集方面，數據應全面客觀反映經濟全貌。美國每月公佈數十個重要經濟數據，幾乎每天都有重大數據出爐。大量數據分散公佈不僅有利於市場全面了解經濟發展全貌，避免市場出現極端情緒，減少投機者通過“內幕消息”的獲利空間。

　　第三，在機制建設方面，美國通過制定一整套關於統計信息發佈、共享和保密制度，對信息發佈時間、標準和程序，信息共享的範圍、流程及權責，數據修正制度和相關部門績效作出了嚴格規定，覆蓋統計數據從採集到發佈的全過程。

　　在我國金融市場尚未充分開放、各種杠桿交易市場還未充分發展之前發現此安全漏洞，也算是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剷除了“碩鼠”後，圍欄是需要好好補一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