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三大制度性難題不可不解

知名財經評論員 葉檀（資料圖）

　　中國經濟結構轉型，考慮到技術上的方方面面，但對於制度層面的改革卻鮮有涉及。一個簡單的邏輯是，到改革的深水區，如果沒有制度進步，技術進步難以成功，局面成功將付出生産率下降、民財耗竭的巨大代價。

　　第一個制度性難題是地方財政困境。

　　眾所週知，中國的分稅制後遺症造成了中央與地方財政、責任之間的不匹配與不均衡，在十幾年的時間裏已經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財政依賴模式，以土地財政為主導，輔之以政府投融資平臺向銀行借貸，地方政府成為市場主體深入項目。

　　這一模式業已窮途末路。在嚴厲的調控政策之下2010年土地財政收入達到創新高的2.7萬億元人民幣，證明土地收入已經達到地方財政的50%以上，土地財政失控。地方投融資平臺債臺高築，1月14日，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尹中卿表示，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大約高達10萬億人民幣，這批債務主要在2008年之後形成，可能在2011年爆發。爆發並不意味著地方投融資平臺破産，可能意味著銀行不得不核銷債務，最終成本將落在銀行的儲戶和銀行股的購買者頭上。

　　土地財政過於重要尾大不掉，地方政府繼續以基建與房地産推動當地經濟的發展，惟一的生財之路就是土地財富變現，一些城市已經把每一寸地皮質押融資，房地産與金融機構血脈相連。因此，地方政府不可能真正調控房地産價格，這樣做等於地方財政自殺。

　　如果為財政所脅迫繼續依賴土地財政，未來數年，中國經濟必然敗在土地財政上，改革成果將因為土地掠奪而土崩瓦解。中國的土地是一場改革或者革命的導火索。何去何從，取決於當下的政策。

　　第二個制度難題，改革缺乏正義性，缺乏明確理念。

　　開徵房産稅是解決土地財政的開端，對於意義如此重大的改革，相關部門的態度卻出奇的曖昧，既沒有對於未來三十年改革的路徑設計，更沒有把房産稅與土地財政剝離，沒有對推出房産稅後進行公共財政等系列改革向納稅人做出哪怕片語只字的説明與承諾。

　　這只能證明兩種可能：或者，相關部門確實沒有明確的理念，改革的關鍵時刻沒有掌舵者；或者，相關部門沒有人願意出面處理此事，試圖通過小規模試點以觀後效，後果同上。

　　只有財科所所長賈康對媒體勇敢地表示，東部地區以房産稅、西部地區以資源稅取代土地財政。很可惜，這不是權威説法，權威部門至今未發聲音，導致民情洶洶，將開徵房産稅與開徵燃油稅等同，將房産稅視之為剝奪民財的另一個手段。各地此起彼伏的強拆、越來越高的地價、越來越難以扼制的基建項目，使得房産稅改革尚未開始，就孕育了自己強大的反對者。

　　不要再以摸著石頭過河為藉口替自己蓋上遮羞布，要知道，三十年前摸著石頭過河起碼宗旨是明確的，往市場化方向與民眾富裕的方向前進。

　　第三個難題是資源配置難題，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我們的核心資源配置在向國有企業集聚。

　　改革三十年後如果達成的共識是行政力量主導的進步，是對中國億萬人改革努力的褻瀆，也是對近在眼前的歷史的無恥玩弄。如果北京共識只意味著行政強權配置資源的歡呼，我們就該把所謂的共識扔進垃圾堆。任何一個推動社會進步的共識都不會意味著對強權的回歸，對核心資源的全面壟斷。

　　中國三十年篳路藍縷的強大絕不僅僅是因為行政手段強大，強大到可以在十年之內基本建成高速軌道網，而是一連串有利因素疊加到一起的結果。起碼包括如下因素：民間力量開始越來越深地參與市場配置，吃苦耐勞的公眾將錢存在銀行，使政府能夠輕鬆地通過銀行將資金輸血到大企業解決資金死結，土地資本兌現為財政困難買單。一旦上述某個量單出現逆轉會發生什麼可怕的後果——民間財富再也無力負擔高房價，銀行壞帳如2003年之前一樣猖獗，中國民營企業再也無法負擔高額成本——最後的決堤總是通過一個小小的、戲劇性的事件爆發。

　　制度改革的滯後背後就是市場機制的失靈。我們一再看到悖反事實，中國處於高鐵大發展階段，技術進步訂單滾滾，但高鐵公司的贏利前景卻讓人擔憂，沙特項目的虧損再次提醒我們，高鐵大型企業並不遵循普通的商業邏輯；2010年中國銀行體系的稅後利潤會首次超過一萬億元；我國央企的盈利首次達到一萬億，這些數據卻無法帶來民生的大幅提升與土地財政的改良，財政捉襟見肘、民生依然艱難，所有的一切提醒我們，在財富創造機制、財富分配機制上已經出現嚴重的梗阻，再不治，就太晚了。

　　改革關鍵時期，需要對真實歷史的尊重形成共識，需要對市場的尊重推進市場機制改革，以理智的頭腦與對常識的敬仰向明確而勇敢的決策致敬。物暢其流，民樂其生，自古以來，就是經濟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