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整經濟結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指出，制定“十二五”規劃，必須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這是根據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性新特徵、針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應對後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世界經濟形勢新變化作出的戰略決策，對於順利完成“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實現國民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須著力解決我國經濟存在的失衡問題

　　《建議》指出，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失衡問題，重新協調好國民經濟的主要比例關係，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現階段，我國經濟失衡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儲蓄與消費失衡，儲蓄率太高，消費率太低。2008年，我國儲蓄率為51.4%，比世界平均儲蓄率高27.5個百分點。從1978年到2008年，我國儲蓄率提高了13.5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消費率大幅度下降。1978年我國消費率為62.1%，2008年降為48.6%，下降13.5個百分點。消費率下降主要是由居民消費率下降造成的。我國內外需失衡，出口依存度過高，內需不足，其實質是居民消費需求嚴重不足。居民消費不足，使我國經濟越來越走上為生産而生産的怪圈，帶來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因此，《建議》強調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

　　第三産業發展滯後，經濟增長過於依靠第二産業。我國人均GDP從2002年起超過1000美元，到2009年已達3600美元;但第三産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並沒有隨著人均GDP成倍增長而提高，一直在40%左右徘徊。目前，我國第三産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比其他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低十幾個百分點。第三産業發展滯後，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後，制約著我國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提高，制約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也制約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此同時，我國經濟增長過於依靠第二産業特別是“兩高一資”行業和房地産行業的發展。今後，需要加快發展第三産業，努力使第三産業增加值的增長快於GDP增長，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産業協同帶動轉變。

　　投入結構不合理，物質資源消耗太多，科技進步貢獻率低。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粗放擴張，物質資源消耗大而效率不高。2009年，我國GDP佔全球總量的8%，但消耗了世界能源消耗量的18%、鋼鐵的44%、水泥的53%。這樣巨大的資源消耗是不可持續的。我國一些主要礦産品(如原油、鐵礦石等)的對外依存度已從1990年的5%上升到這幾年的50%以上。另一方面，我國科技進步不夠快，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佔GDP比重低，技術對外依存度很高。我國是世界第一汽車生産大國，但核心技術幾乎都是外國的。我國號稱“世界工廠”，但幾乎沒有世界名牌，出口商品中90%是貼牌産品。今後，必須著力從“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長向“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集約型增長轉變，推動發展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人與自然關係不夠和諧。我國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人與自然的關係趨於緊張。環境和生態惡化的原因在於各地盲目發展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産業。“十一五”規劃把節能減排列為約束性指標，但完成這方面任務的難度是很大的。應該看到，資源和生態環境已成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大瓶頸、真正的硬約束。我們不能繼續走局部改善、總體惡化的老路，而要下決心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居民收入差距過大。例如，2009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175元，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5153元，後者不及前者的1/3。如果加上醫療、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務的城鄉不平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將進一步擴大。人均地區生産總值的差距也不小，2007年上海為78225元，而貴州為10258元，前者為後者的7倍多。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在於城鄉分割、行業壟斷、權錢交易、再分配調節不力等。注重公平分配，加快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和消費水平，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已成為維護社會穩定和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的關鍵。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擴展和豐富

　　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時，我們首次提出要從根本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即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2005年中央關於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再次強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同時其內涵有所擴展，提出要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節約型增長方式，並且明確了具體要求，如提出到2010年單位國內生産總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著力自主創新，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等。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意味著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進一步豐富發展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其內涵也從一個轉變擴展為三個轉變，即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産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産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2010年初以來，中央一直強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指出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適應全球需求結構重大變化、增強我國經濟抵禦國際市場風險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在後國際金融危機時期的國際競爭中搶佔制高點、爭創新優勢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國民收入分配合理化、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必然要求，是適應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新要求、滿足人民群眾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

　　正是在此基礎上，《建議》指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必須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提高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

　　轉方式、調結構需要適當降低經濟增長速度

　　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必須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這樣才能解決各种經濟社會問題。但過猶不及，連年追求超高速經濟增長也成為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重要原因。各地為了追求短期超高速經濟增長，不斷加大投資，而且大上工業特別是重化工項目，擠壓消費。投資增速過高，粗放擴張，必然要付出過大的資源環境代價。為保經濟增速，財政支出多用於基礎設施建設，而用於支持欠發達地區和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的財力不足，社會公共事業發展滯後。因此，為了緩解經濟結構失衡問題，當前需適當放緩經濟增速，從追求兩位數增長逐步轉為追求比如8%左右的增速。最近，我們積極淘汰落後産能，取消一部分“兩高一資”産品出口退稅，加大節能降耗工作力度，控制銀行放貸規模和增速，整頓地方融資平臺，對房地産行業進行調控，以及各地紛紛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等，都在使經濟增速有所回調，有利於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

　　有人擔心我國經濟會因為採取這些措施而出現“二次探底”，不利於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這種認識是不正確的。當前經濟增速一定程度的回調是宏觀調控的要求，有利於轉方式、調結構，並不是什麼“二次探底”。按照現在的發展態勢，今年全年的經濟增速仍將在9%以上。如果不能容忍一定程度的增速回調，還想保兩位數增長，那麼，轉方式、調結構就會落空，甚至會使結構失衡更加嚴重，最終走向“硬著陸”。只有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切實轉變發展理念，從追求兩位數增長轉變為追求常態的中高速增長即8%左右的增長，才能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創造比較好的環境和條件。

　　其實，在目前的體制和政策格局下，我們根本不必為經濟探底發愁。現在各方面特別是地方政府仍具有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的強大動力。因此，目前最難的還是控制經濟增速太快帶來的資源緊張、環境惡化、通貨膨脹、貧富懸殊等問題。這就對推動政府轉型、建設服務型政府提出了緊迫要求。

　　著力通過深化改革和調整政策推動轉方式、調結構

　　《建議》指出，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轉方式、調結構需要綜合施策，如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推動節能減排等，其中非常重要的是著力深化改革和調整政策。

　　在深化改革方面，應以政府轉型和財政轉型為重點。2005年中央關於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為配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明確提出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關鍵。這表明，當時我們已認識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靠政府轉型來推動和保證。“十二五”規劃建議再次強調，推進行政體制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在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中，應突出強調政府轉型，即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企業的關係。政府不能再把追求GDP的高速增長作為主要目標，而應把做好公共服務放在第一位。

　　在政府轉型過程中，財政轉型很重要。《建議》要求，積極構建有利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財稅體制。這就要求財政從經濟建設型財政轉為公共服務型財政，財政支出主要應用於公共服務而不是經濟建設。經濟建設支出除必要的基礎設施外主要用於“三農”，如興修水利、改良品種、推廣農業先進技術、種糧直補等。應大幅度增加公共服務支出，包括教育、醫療衛生、就業培訓與服務、社會保障、公共文化建設等，從而有效提高公眾特別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和消費水平，提高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

　　調整政策也很重要。比如，資源和生産要素長期實行低價政策，實際是鼓勵粗放擴張。今後需作重大調整，主要是放鬆價格管制，使各類資源和要素的價格能夠反映市場供求關係、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成本。又如，調整經濟結構，需要加快發展服務業，但目前我國服務業的營業稅實際稅負高於第二産業增值稅稅負2個百分點左右，這顯然不利於調整産業結構;還有各種限制民間資本進入壟斷行業的政策，也不利於這些部門的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亟需調整。

　　張卓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