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1日，是沈尹默先生在漢陰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我們有太多的理由紀念他，因為他為北大、為藝術、為國家、為民族默默做出的貢獻是那麼大，他的人品、學品、書品、詩品是那麼高，以至熱愛他的人是那樣多，那麼不分國界，那麼不分時代。

      先生是北京大學由京師大學堂更名後首批應聘進校的教授之一，其時正值而立之年。始在預科教中國歷史，1913年起任國文係教授兼國文門研究所主任，教授漢魏六朝詩文。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三沈二馬》中寫道：“沈尹默和馬幼漁很早就進了北大，還在蔡孑民長北大之前，所以資格較老，勢力也比較大。實際上兩個人有些不同……沈君則更沉著，有思慮，因此雖凡事退後，實在卻很起&&作用。”

      沈先生和湯爾和、夏浮筠力主蔡元培長北大後，在蔡元培任校長伊始的一次長談中，提出了著名的改革北大三點主張：“一、北大經費要有保障；二、成立評議會，教授治校；三、規定隔一定年限，派教員和學生到外國留學。”“蔡先生深以為然，完全採納，向當局提出，果然達到了目的。”

      在蔡元培先生長北大不久，沈尹默有一天從琉璃廠經過，巧遇來北京辦事的故友陳獨秀，回校後立即向蔡推薦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沈先生在1966年1月寫的《我和北大》一文中回憶此事時寫到：“我回北大，即告訴蔡先生，陳獨秀來北京了，並向蔡推薦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陳獨秀同意。不料，獨秀拒絕，他説要回上海辦《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雲‘你和他説，要他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來辦吧。’我把蔡先生的殷勤之意告訴獨秀，他慨然應允，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自己就到北大來擔任文科學長了。”

      《新青年》搬到北京後，成立了新的編輯委員會，編委七人：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劉半農、沈尹默、高一涵，並規定七個編委輪流編輯，每期一人，週而复始。

      蔡元培先生在《我在教育界的經驗》中談到：“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適、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從此北大成為我國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發源地。

      新文化運動以新詩開其端，而新詩的第一次出現是在《新青年》四卷第一期上，作者有胡適、沈尹默、劉半農三人。當時的白話詩作者尚有李大釗、沈兼士、周作人，陳衡哲、陳獨秀和魯迅等，對新文化運動影響很大。

      尹默先生為《新青年》寫的新詩有《月夜》、《三弦》、《人力車夫》等18首，他創作的《月夜》被稱為我國新詩史上第一首散文詩，與尹默並稱我國新詩開拓者的胡適，對尹默的新詩備極推崇。胡適在駁斥一些人把新詩視為洪水猛獸、貶得一無是處時，就列舉尹默新詩《月夜》説：“幾百年來哪有這樣的好詩！”並指出沈詩多從古樂府、舊詞、曲裏脫胎出來，在音韻、結構、意境、用字等方面都有極高的造詣。《三弦》是尹默先生新詩的代表作，曾被收入中學的國文課本。

      “五四”運動中，為營救被拘警署的學生，赴杭州籲請辭職的蔡元培先生返校主政，商議陳獨秀“五四”後在北大的去留，組織開評議會以抵制將北大遷往上海避免北大分裂和解散等等，先生均竭力奔走，盡了力所能及的維護責任。羅家倫回憶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時説過：“沈尹默也是《新青年》一個編輯……北京大學許多縱橫捭闔的事體，都是他經手的。”後來在與朋友們談到“五四”運動時，有人歸功於沈先生的措施得宜。然而沈先生並不自認為是隊伍中的一個戰士，不過是一名衛士或者是後勤事務長而已，這自然是先生的謙詞。

      單憑以上功績，便足以名垂青史，並使後人永久懷念。然先生不朽之功，還在於他身處民族和國家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字同生芹論斥賣，畫取幽篁閉閣藏”，傳統文化遭受滅頂之災，而他毅然肩負起挽狂瀾于既倒，振帖學于式微之中的歷史使命，在四顧茫然而又佈滿鹿砦的書山小道上默默攀行。先生畢生潛心於中國書法的理論研究和創作實踐，還有他深深鍾愛的詩詞。他沒有在詩詞方面取得成就後就小視書法，既不以其為雕蟲小技，更不把它當作營生的手段。他孜孜以求的不是個人的名利，而是藝術的真諦。他心之所繫的不是個人的冷暖悲喜，而是民族文化藝術的薪火相傳。這份衣被天下的拳拳之心，如星星之火形成了今天傳統書學及民族優秀文化的燎原之勢。這又怎能不讓後人肅然起敬，怎能不讓後人世代懷念呢？

      尹默先生是蔡元培校長1917年發起成立的“北大書法研究會”的負責人。當時，北大三院的校牌，即出自他的手筆。20年代，時人已稱其書法為海內第一。鄭逸梅回憶道“伯循于沈尹默書，比之梨園之科班，而自比梨園之客串。”這固然可看作是右任大師的謙詞，但不可否認的是，沈尹默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國書壇上最為舉足輕重的書法家。一生低調、從不張揚的尹默先生抗戰時棲居重慶，一日揮毫興致所至，忽對入室弟子王靜芝先生雲：“米元章以下!”這是先生知己知彼的自許。徐平羽先生也謂尹默書法“超越元、明、清，直入宋四家而愧”。謝椎柳先生讚嘆尹默正書“數百年來，書家林立，蓋無人出其右者。”時至今日，海內外持此論者眾矣。

      尹默先生的書法成就固然與他高尚的人品，深厚的學養，並有幸得見故宮所藏唐宋以來書家手跡及真跡照片有關，然更得益於他一生近八十年不廢臨池，立雪“王”門，兼取唐宋，出唐入晉，融碑于帖，探幽發微，博採眾長，轉益多師，“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

      誠如陳梗橋君所言，尹默先生一生不自欺，不欺人，求真、求實。在中國書法最黯淡沉悶的時期，先生早年在陳獨秀一語中的勸誡後，曾不止一次感嘆前人和自己學書所走的彎路和所臨的困惑，他希望這種局面不再見於來者。便在六十歲以後，挾數十年臨池功力，在筆法、筆意、筆勢等千百年來向被視為不傳之秘的書法根本大計上，做長久的、系統的、全面的、深入的研究闡發，嘔心瀝血，去偽存真，化古開今，推陳出新，于己不避短，於人不保守，將70餘年學書經驗和盤托出，以最淺近易懂的方式傳授給同道和後人，於是有了“起八代之衰”的《執筆五字法》、《二王法書管窺》、《歷代名家學書經驗談輯要釋義》、《沈尹默論書叢稿》等震爍古今的書學論著，為後人學書架起了一座“得攻書之妙”和登堂入室的人梯。

      先生以自己一生實踐為書法的藝術特徵做出了明確結論，：“世人公認中國書法是最高藝術。就是因為它能顯出驚人奇跡，無色而具圖畫的燦爛，無聲而有音樂的和諧，引人欣賞，心暢神怡。”他多次指出“書法是一種善於表現人類高尚品質和時代精神的特種藝術”。“書法不但是有各種各式的複雜形狀，而且具有變動不拘的活潑精神。”“現代書法，要開朗、飛躍、生動，我們要比前人寫得好，書法要具有前人的法度，時代的精神，個人的特性。”

      上海解放之初，沈尹默是陳毅市長拜訪的第一個知識分子。1959年，尹默先生參加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時，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毛主席稱讚他説：“先生工作得很好，很有成績，人民感謝您!”尹默説：“我貢獻很少。”毛主席説：“聽您的口音，不像浙江話。”尹默回答：“我早年生活在陜南。”就在此次會議期間一次陳毅元帥所設的宴席上，先生向時任副總理的陳毅元帥提出了要抓一抓書法的建議。經陳毅向毛主席彙報，中央同意在上海成立新中國第一個書法篆刻研究會，沈尹默任主任委員，時在1961年4月8日。先生不顧年高體弱和深患眼疾，多次親臨上海青年宮書法班授課，現場揮毫，耳提命授，誨人不倦，不僅結束了中國書法千百年來私相傳授的歷史，也避免了中國書法斷層的出現，先生之功可謂高矣。

      有名家評論，尹默先生一生，書名蓋過了詩名。先生一生寫詩逾千首，詞數百闋，至今已有十余種詩詞集行世。撇開書法，單就先生詩詞而言，也絲毫不比唐宋名家遜色。有人説，尹默先生是集人品、學品、書品、詩品“四絕”于一身的大家，此非過論。先生在《自寫》一詩中寫道：“自寫情懷自較量，不因酬答損篇章。平生語少江湖氣，怕與時流竟短長”。他深得中國文化之精華，深諳做人處世之道，一生不敷衍，不激進，不盲從，不逐時流，也不保守，不盲目否定“前人的法度”，又積極創造“時代的精神”，師古建今，自成一家，真正做到了與時俱進，開拓創新。他早年習古典詩詞，後來也作新詞，最終以清麗灑脫、雋永秀逸的古典詩詞成為詩壇之冠。與許多待價而沽的書家不同，他的許多書入詩境、書入畫境、詩即是書、書既是詩的藝術珍品除見藏于海內外各大名館之外，更多的則是分文不取地贈送于友人、前來學書的後生、甚至從未謀面僅憑一紙相求的書法愛好者。令人無比痛心的是，他精心詮釋的一部分古人書論和總結自己書學經驗的書稿，在文革中被洗劫，所倖存的詩詞書稿在無處可藏時，也隨黃埔江水流入東海，而先生的仙骨也在1971年追隨其書稿飄逝于東海。

      在沈尹默先生誕辰120週年和舉家遷離漢陰100週年之際，在先生出生並生活了20年的陜南漢陰縣----《詩經》和《楚辭》兩大文學源頭的交匯地，漢《石門頌》書寫者王戒的故里，青山秀水養育的故鄉人民，為這位立德、立功、立言、立藝的文化巨人和同他一樣享譽海內外的沈士遠、沈兼士昆仲，修建了漢陰沈氏三賢紀念館，旋即在縣城鳳凰文化廣場塑造了三賢花崗岩石像，在龍岡公園設計製作了三賢生平事跡花崗岩壁畫。

      作為我們民族的文化崑崙，沈尹默先生時時在昭示後學：我們應為世界留下什麼？我們能為世界留下什麼？這是沈尹默先生曾經深思並且畢生努力實踐的嚴肅課題，也是前輩先賢們託付給我們的歷史責任和神聖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