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國良的繪畫被稱為中國當代寫實人物畫的重鎮，也被稱為徐蔣體系（徐悲鴻——蔣兆和體系）的第三代傳人。徐蔣體系是用兩方古典學院派的寫實技巧來改造中國傳統文人寫意畫嘗試的一種體系，也就是用西方的素描速寫技法來畫中國畫，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用中國的書畫工具來進行素描和速寫。這種藝術形式也是五四以後中西藝術交流的一個結果。史國良的繪畫寫實性來源於他的寫生基礎，他受過嚴格的素描速寫等寫生訓練，也曾多次到西藏去體驗生活和寫生。史國良的寫實風格也是與他的兩位老師的影響分不開的，一是周思聰，一是黃胄。周思聰是蔣兆和的學生，並且都受過蘇俄體系的素描訓練，造型基礎紮實，我們可以從史國良的《大昭寺》《禮佛圖》中看到蔣兆和《流民圖》對他的人物造型和寫實風格的影響，也可看出他們之間的傳承關係。黃胄是由速寫進入中國畫壇的，並且以新疆人物速寫聞名于中國人物畫壇，而史國良以西藏人物畫聞名畫壇，他的反映藏民宗教的作品《刻經》榮獲第23屆蒙特卡羅國際藝術大獎賽“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大獎”，這也是繪畫界的“奧斯卡獎”，我們可以從史國良的諸多作品中看到線對人物造型的影響，這顯然是與黃胄對他的速寫訓練分不開的。

       史國良人物畫的寫生實驗具體表現在其作品中墨線與色塊的運用。線與面是速寫與素描的要素，也是在二維平面展現三維立體的繪畫要素。史國良也是在這種意義上運用墨線與色塊進行造型的，尤其是在人物的頭部特徵上表現的更為突出。在其中他運用了明與暗、光與影的變化，使頭部的結構特徵和立體效果更加明顯，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了油畫的質感。

       史國良的這種藝術風格在出家前和出家後變化不大，保持了一定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但是在精神內涵上有了些微的變化。

       禪宗有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還是山種種不同境界之説。我們可以説，史國良出家後切身的宗教體驗會使他以一種全新的眼光重新審視觀照出家前就熟悉的他的藝術所表現的世界，這使他的作品多了一縷祥和樸實的寧靜之氣，其他世間人描繪宗教題材的作品多描繪宗教的苦難，而史國良的作品反映出了宗教對人的精神的解脫，這大概和他出家以後的心境有密切的關係。同時史國良又自稱是一個入世的和尚，這是與過去的畫僧不一樣的地方，過去的畫僧如八大、石濤、弘仁、髡殘、虛谷等大多是畫山水和花鳥的，較多地關注自己的內心，而史國良卻仍然關注著人世，關注著普通人的生活，這是一種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的存在方式，作為中國畫僧的當代傳人，他以石濤的以筆墨為佛事自勵，以出世的精神做著入世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