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愛情的生活是貧瘠的。艾敬的裝置作品“生命之樹”（2010）對此做了視覺上的比喻：一棵光禿的樹，長在荒涼的大地上，參差的樹杈伸向天空，仿佛在祈求上蒼。一隻黑鳥立在樹枝上，沒有同伴，孤苦伶仃。作品的名字令人悵然，作品本身更在視覺上給人很大的衝擊力，完全可以用來作塞繆爾貝克特話劇《等待戈多》的舞臺背景。《等待戈多》這部戲的世界觀簡單明了，它的舞臺背景要求也如此：“一條鄉間路。一棵樹。晚上。”艾敬的作品完全由廉價的一次性筷子做成，更增加了作品的諷刺意味。在小舖子裏大吃一頓的餐具在手，但什麼吃的都沒有。艾敬荒瘠的土地在等待營養——等待雨，等待愛情——正像貝克特筆下的兩個流浪漢，永遠在等不會來的上帝。

       相比之下，艾敬的有些作品只是裝飾性的，尤其是那些漂亮的重復寫著愛字的畫。事實上，她幾年前曾在紐約一家高級家飾店展出過幾張這種作品。為什麼不呢？在有些文化歷史悠久的國家，比如説日本，經常這樣展覽藝術品。其實，藝術與日常生活的界限是很難劃分的。（這個界限到底有沒有存在的理由？）從艾敬這個展覽的主題來説，完全可以打破這個界限。愛情本來就應該超越種族、社會階層、國籍、年齡和文化傳統。當今的室內空間可以很好地用表述統一和深情的繪畫標誌來裝飾，就像早年老的家族喜歡挂祖先圖和聖人像。艾敬的作品已經不局限于這種護身符似的作用。

       就像賈斯培爾瓊斯的旗和數字，或安迪沃霍爾的系列名人肖像，這些作品——尤其當它們在博物館展示時——提出了有關意義的問題：符號與意思的關係是什麼？乍一看，每次符號（美國國旗，數字，瑪麗蓮夢露，金寶湯罐）的出現都會帶來相關體驗的不同方面的感覺——意識與它的觀察對象接觸時會發生細小的變化。但單一性的處理很快會導致感覺上的遲鈍。看這些畫面如同反復聽披頭士的歌“愛情，愛情，愛情......你只需要愛情，你只需要愛情”。由於重復，我們意識到一個縈繞的記號——比如這裡的“愛”字——其實自相矛盾。反復出現就失去了意義。用讓－保羅薩特存在主義的術語，意義只能産生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一種“情形”中。

       艾敬的大型裝置雕塑作品“my mom and my hometown”（2012）很有力地闡述了這一點。一幅長十六米、寬六米的挂毯，邊上坐著真人大小的雕塑。艾敬生長于中國東北部的工業城市瀋陽，她小的時候，父母在工廠上班。艾敬的媽媽這些年來給不在自己身邊的女兒織了許多衣服， 通過這種方式給女兒送去溫暖和安慰。艾敬媽媽在家鄉親戚朋友的幫助下，把這些衣物都拆了，重新織出成百上千的長方塊，顏色各異，各自寫著“愛”字，連接成了這條挂毯。

       艾敬給她的展覽起名“我愛：艾敬”而不是簡單的“愛”，並非偶然。藝術家要的是愛的行動。對艾敬來説，愛是一種努力，是一系列善意的行為，不只是一個人遭遇的被動狀態。它需要意志和行動，是人的行為，就像她媽媽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給她織了無數的帽子、圍巾、手套、裙子、毛衣。玻璃纖維做成的女性雕塑所紀念的正是她勤奮無私的母親，其獻身精神可以與希臘神話中忠實的珀涅羅珀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