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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黃賓虹年屆91歲,目疾新愈,自是振奮。給弟子顧飛一信,綜論畫史、畫理、畫法,以自己數十年的實踐和研究所得,闡述:"入乎古理法之中"與"超出古理法之外"的意義、方法及"入"與"超"之間的關係。信筆千余言,似隨手拈來。細讀之,其思路、見解的獨到與會心之處,言簡意賅,耐人嚼之再三。
就中國畫而言,"古理法",甚至便是畫史本身。中國畫因其特有的材質工具以及與哲學、倫理學、文學、書法的深刻關係,決定了它具有一種特有的本質特色和特有的創作心態;而由這樣一種文化特性制約下形成的種種繪畫形式語言,包括構築物象的線、塊,即筆法、墨法,經營構圖的章法以至題材內容的取擷,都已歷史地形成了一套相對穩定而且縝密精緻的程式系統。黃賓虹曾説"道與藝原是一事,不可分析",想要運用或説明這一程式系統,必然得探究其文化內涵及其淵源,方可獲其真諦。這大約就是黃賓虹所謂"古理法"的粗略概念。
黃賓虹孜孜不求"古理法"80年,及至耄耋,藝臻純青,畫款仍每每有"畫宗北宋……""董、巨遺意……"云云。其苦心孤詣,老而彌篤,足令後學驚嘆,也為淺學者疑惑。其實,這正是中國畫特性使然,是畫史給予每個時代大師的必然命運。因為,中國畫説到底是人事的藝術,它總是帶著社會的、政治的、倫理的原因和目的,所以,人的觀念總是"理法"現象的最後注腳。而所謂"人性"是深埋或者説融會在人事之中的,其最高境界是某種有關生命存在形式的哲學境界的表達,這一青春也總工程師是具有某種深層次的普遍意義,而往往不是真正個體意義上的"個性"。因而,數千年人的觀念文化的恒定性,即使有流變,此流變也從屬於恒定的主體原因,也就是黃賓虹常説的"古人精神,萬世不變",決定了繪畫"理法"史在總體上的恒定。畫史"理法"現象的不斷流變和更新,並不能改變它的恒定性,或是豐富、充實其內涵,使之走向新的完整;或是矯枉除弊,正本清源,更新其生命形式而獲得新的永恒。黃賓虹在給另一個學生朱硯英的信中,十分肯定地説:"太陽底下無新物,皆是舊翻新,否則癡人説夢。"基於這種歷史的,民族文化特性的規定,一個現時代的國家,"璀的研究創造",即試圖"超出古理法之外"而標新"理法",當然首先得"入乎古理法之中"方為其正道。從自身感應著的時代氛圍,藝術發展的趨勢出發;從該時代的觀念文化即學術界革命性的思潮論爭中找出應有的理論高度,對整部畫史的進程規律及體現這一規律的、各種流變的"理法"現象作出總體的把握和具體辨析。對畫家來説,尤為重要的是以深刻的"體驗"來獲得這種辨析。畫史內涵的博大浩瀚,使得這一把握和辨析就是以"入乎古理法"的層層深度來體現的。而"入乎古理法",又決非僅止于研習、臨摹古跡時的"體驗",只有在這種種的"體驗"中作出判斷和選擇,並用自己的語言來闡釋這一判斷和選擇,才能使"入"本身成為一種創造,才能與"出"構築起通道。今天的眾,曾有"黃賓虹藝術是否及身而止",甚至有"中國畫是否將終結"的問題提出,而黃賓虹晚年再三地向友人、學生以及在題畫款中論及"理法"的"入"與"出",如果從這些講述中去思考這些問題,或許會有真解。
如何"入乎古理法之中"呢?黃賓虹在信中一開頭就明白指出:"先從古人遺跡,詳審源流派別……研究得之。"具體方法是:"先從近代時賢入手,骎骎而上,較有途徑可尋。"黃賓虹深入畫史的方法和"途徑",是有自己的眼光的。近代,如果把它人微言輕一個橫切面,可以看到畫史的淵源流派發展至此,相對是一個最後分解,或成就,或衰亡,或勃興,較之古代,面目清晰,資料豐富,可籍以探源溯流,知其本末,探討藝術史規律新的結論。然而,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正如以上所説,剖析畫史即為判斷和選擇,需要一雙觀念的眼睛,需要有一種新的思考來照亮或者説激活這一傳統體系。所以,我們看到黃賓虹在這封信中多處著意描繪這些"時賢"的社會背景和學術背景:"道鹹之間,內憂外患,風涌雲起,常州學派昌言革命……","有大儒顏習齋,稱詩、文、書、畫為四蠹……";其為遺憾日人西崖氏所著《中國文人畫研究》僅及揚州八怪而不載道、鹹間文人畫真跡;遺憾陳若木、趙撝叔、何蝯叟、翁松禪、包慎伯、周保緒、鄭子尹等不為畫史所重,競至嘆為"文化墮落"。而黃賓虹則在這些"時賢"們似乎是"復古"的藝術主張和實踐中,發現了一種對傳統藝術源流及至整個文化史作深刻反思和重新詮釋的新的思維、新的觀念依據。甚至稱道這些"時賢"的金石風氣及藝術主張為"文藝復興"對此,很有些人不以為然。其實,黃賓虹供喻的是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批判精神,期望用這種批判與復興的精神大膽地革除清末山水畫的萎頓和僵化,復興本民族強健博大的性格形象。並以此作為打開傳統寶庫的鑰匙。應當説,這是對近代社會及藝術變革潮流的深刻理解和自覺把握,也説明黃賓虹的"研究古理法",在觀念和方法上有著內在的契合。
批判與復興是歷史賴以發展的永恒命題,只是解答這一命題的只有每一代的大師。有了時代意義的史觀立場,對歷史作出審視和評價的角度仍是多樣的。黃賓虹終究以一個山水畫大師為歸結,于畫史的考察與取捨,直取"理法"的基本點:筆、墨。筆、墨一道實為中國畫唯一的內詣,無論畫理、畫境,無不生之於筆墨,歸之於筆墨。黃賓虹熟諳此中三味,"詳審源流派別",自然於此道給我們指明要津。道鹹間"時賢"們所要變革的舊畫壇,所衰落的正在於筆墨:"百年來,海上名家僅守婁東、虞山及揚州八怪面目;或藍田叔、陳老蓮","……玄宰兼皴帶染法,流弊于王石谷,柔磨極矣,全失筆墨漢"。明清以降,也許由於畫史本身的矛盾,也或許由於這一歷史時期的文人階層面臨著種種觀念的畸變的困境,畫家們的氣格變狹,變庸,在"兼皴帶染"這種似乎規定的"南宗"筆墨模式裏,咀嚼前代文人爛熟了的韻致和境界已經太久太濫以至完全變了味。清末百年間,更其"柔磨極矣,全失筆墨法。"而一支異軍,"揚州八怪,工書能詩,自謂文人高出百谷,而不及石谷多見古畫。"在黃賓虹看來,由於其社會地位偏低,沒有很多機會觀摹,研習古代經典傷口多才情而才經綸,無論眼光、學識,還是筆墨、境界,終不逮意處。如果説,"四王"末流的神氣萎頓,見於筆墨僵弱,那麼,"揚州八怪"的粗疏淺顯,則失之於筆墨根柢,新且新矣,卻不足以論法。即使石濤,縱然時稱"大江南北第一","但以粗率為多,用筆少含蓄,是其所短。"很顯然,筆墨之法是黃賓虹判斷畫史的觀火之洞,取捨之繩。而"道鹹名賢"與"四王"、"八怪"正是從觀念到筆墨給黃賓虹提供了復興與批判的兩大歷史現實。
曾被稱為"識字第一"的黃賓虹,在"時賢"們開闢的金石古文字研究領域裏"深耕細作"。更將目光投向當時尚未被注意的非正統的、民間的的文字及書寫,將審視筆墨"古理法"的視點從魏晉上窺上古三代,從文人士進而覓跡百工下吏。在吉光片羽、殘文斷字裏證經參史的同時,對照、參證文字及其書體的形成和嬗變過程。這是極典型的中國特色的學問方法,它能使學問者在獲得一個多向而無限的感覺世界。黃賓虹曾不無憂慮地指出:"筆墨之法,無非如錐畫沙、屋漏痕、折釵股諸法,學者人人能知能言,惜乎用力細心體認者少,所謂皮相而已。"黃賓虹研究古文字、古圖飾,已擺脫了僅為營造"古拙味"的為"拙"而拙的淺表層面,而是為探究古人"依類象形"即觀察世界的心理定勢及用線條描摹物象、拼文造字的空間原則,探究書寫或契刻過程中微妙而最合自然天性的力感、節秦以及由此而顯現的理趣。黃賓虹在1929年編的一部《匋缽文字合證》中就有這樣一段"説略":"古匋拓片文字既可實證缽印之用,書體中有雄渾、秀勁約分二種,皆是為書法源流之參考……"由此進而探究古人在抽象宇宙物象的同時,又外化自己主體情性,即"古理法"形成之初如何"法"自天地自然,而自然之真性情當是其內核。文字和繪畫在"依類象形"這一原始法則上一起萌生,儘管文字走向了抽象與繪畫分道,但二者共同的原始法則與共同的材質工具而産生的"寫"這一特徵,使得他們有了共同的造型語言--線條及"寫"出這一線條所共同的美的準則、美的價值觀。所謂,"書畫相通"就通在這裡。而所謂"線條",從來不能被看作是單純的造型技法,它更地道、更確切的稱謂應該是"筆法"。它體現了"寫"這一客體與主體的融會;體現了情感與法則的制衡和融合;也意味著"理"與"法"的不可分割。由此,我們不難理解"道鹹名賢"們及黃賓虹為何置千年而下已經爛熟了的畫壇于不屑而流連于故紙堆,不難理解黃賓虹儘管有一般畫家不能企及的大量的古文字、古器物研究,而作畫作書卻沒有故作"古拙"之習氣。黃賓虹在信中這樣寫道:"上古三代,魏晉六朝,畫尚內美,有法而不言法。"這"內美"二字,柳宗元曾用來論辨儒、佛相通之道,真所謂"道、藝不可分",此處黃賓虹用來形容"古理法",也極生動地説盡了"古理法"的本質特徵與形象特徵。人類的實踐總是由不自覺走向自覺,"法"的概念是人們對實踐作出理性思考的産物。而任何一種實踐活動都是過程進行,初級階段總是自發而不自覺,故而有"法"而不可言説。但它的本質特徵的形成及發展取向都有其自在的規定性和不可逆轉性,在形態上尤其蓬勃生動,飽滿結實,是為"內美"。而以"內美"為其生命的"不言"之"法",縱然千載之下,終因其"美"在"內",其"法""不言",人們仍不懈地探求著它的無盡魅力。如果要評價它的美學、美學史價值,與黃賓虹差不多同時的王國維提出的"古維"説可謂是一個極好的參照。他們都明確地注意到上古以至中古藝術中所形成的美的範疇與標準對後世深刻的、具有法則意義的影響,它既是一份法則,也是一份財富,後人享用不盡也擺脫不了。黃賓虹將筆法歸納為"平、留、重、圓、變"五法,並稱之為"力挽萬牛的健筆","救治百病的特健筆",想來必是從這"不言"之"法"的源頭悟出。將原始法則作一種本質與形態的歸納與提取,並於此中提煉出"內美"這一最深層故也最具普遍認同意義的審美範疇,當是黃賓虹于畫史源頭而求"理法"真諦的成功的探索,也為其作出具有現代意義的選擇和興變找到了一份堅實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