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活躍在當代中國畫壇的夫妻畫家,共同創作過宏幅巨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兩人合作過一系列載人史冊的巨作,屢屢榮獲國家美展金獎,《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太行鐵壁》、《黃河在咆哮》、《火線上的姐妹》 等作品奠定了他們在中國畫壇的地位。“畫壇黃金搭檔”之稱不脛而走。不僅如此,他們還在各自的藝術領域探索。他們以高超的藝術造詣塑造出眾多時代人物的形象,從散發泥土清香的土地上的濃郁的民俗風情,到所處時代的重大變革、人物面貌,兩人都以嫻熟、富有魅力的筆墨,以獨特的風格拓展繪畫作品的表現力。
他們舉案齊眉,夫唱婦隨,在他們身上有著太多叫做“緣分”的巧合。同年同月出生於山西,並且同時考入西安美院,同窗苦讀時得到我國20世紀傑出的國畫大師蔣兆和、葉淺予、李可染、劉淩滄諸位教授的指點,畢業後分配到同一單位,為了同一個事業,他們共同創作了許多令人矚目的藝術作品。他們便是中國當代畫壇的著名畫家楊力舟、王迎春夫婦。他們堅貞不渝的信念、執著于藝術永不停息的步伐、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愛情,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採訪安排在《中關村》雜誌俱樂部。午後陽光透過窗棍灑落在地上,溫暖明亮。他們溫柔謙和,不侃侃而談但切中要害。我們談到西方文藝思潮、談到他們的人生之旅,談到人性和創作,談到那些經過的時代和作品中蘊藏的印記……
搖籃中成長
1942年,在山西臨琦縣的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楊力舟出生了。那時候,國家正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兵荒馬亂,一片狼藉。母親被疾病奪走生命後。5歲的楊力舟從山西老家投奔蘭州的姑父母,沿途所見讓他終身難忘: 難民成群、機槍掃射、激烈搏殺、哀嚎不絕……年幼的他經歷了那個時代最殘酷的部分,從風陵渡口乘坐捆在一起的棉花包漂流在黃河激流之上的情景曾在他腦海中反復播映,後來,楊力舟去到西安求學,來來回回也要過黃河。以至於在以後的創作中,黃河以及時代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成為他關注的對象。姑父母希望楊力舟學醫,在那兵荒馬亂的日子,也能有一技傍身,有碗飯吃,沒有想到的是他卻愛上了繪畫,跟著高年級的同學寫寫畫畫。也正是源於這種愛好,15歲的楊力舟獨自背著鋪蓋卷到西安應考。那時候,錄取40個人,他排在第25位。同時被錄取的還有一個來自山西的老鄉,王迎春,在班裏是年紀最小的女生,也是學習最用功的學生。
王迎春也是出生於1942年,山西太原。國難當頭,日本全面侵略中國,太原淪陷。同楊力舟一樣,在王迎春的童年記憶中,是槍聲、炮聲和飛機的轟炸聲,是人們驚恐的尖叫聲和哭嚎聲。但這並沒能阻止藝術的種子在她心中生根、發芽。心靈手巧的外祖母剪的窗花,繡的鞋面、枕頭,做的布娃娃,帶給她無限的慰藉和欣喜,從點點滴滴注入到她的血液中,成為她藝術的啟蒙。
在西安美院學習的日子裏,王迎春不、僅接受了蘇聯藝術教育和革命現實主義創作思想的熏陶,同時還很喜愛蔣兆和、王式廓的人物畫,受到了劉文西的直接教誨。特別是珂勒惠支的版畫對她的影響很深,那濃厚的人道主義感情,深沉的悲劇色彩和強有力的藝術表現手法,都與歷經過戰爭苦難,又逢萬象更新的新社會的王迎春的心靈相契合。於是,對藝術的渴求使得王迎春在美院開始了自己的探索歷程。也是在美院,王迎春和楊力舟兩人的感情開始升溫。“我們兩結合的緣分在哪呢?有一次我到素描教室,只有一個素描教室有燈,我推開門一看只有一個學生在畫畫,就他——楊力舟。我馬上覺得,吆,這傢伙真用功,有點肅然起敬的感覺,這樣的話,第一次我對他留下了一個很好的印象。還有一次契機就是,我們有一次畫水彩寫生,我突然發現我的水彩盒丟了,我就大聲嚷嚷‘我的水彩盒丟了’,也就嚷嚷了兩句,週一的時候楊力舟就給我送來一個嶄新的,我一看是新的,那肯定是他現買的,我們到城裏45里地,相當於從頤和園到天安門,那時候簡直是雪裏送炭,非常令我感動!這種感動和尊敬使得我們更多的接觸,聊天呀學習呀,由同學的友情發展為愛情。”
第三學年學校分專業,楊力舟和王迎春決定各學一套:楊力舟選擇油畫和雕塑專業,王迎春選擇國畫和雕塑專業。目的為了將來畫大畫而具備雄厚的基礎和造型能力。受當時社會條件所限,難得讀到他所嚮往的國內外大名家的原作,只能借助於有限的畫冊及印刷品,求知若渴。
1966年,楊力舟和王迎春畢業分配到北京,後來因故離職,兩人雙雙回到山西太原,到一家印刷廠上班。工廠領導説:“學了畫畫也不要把本事丟了,給廠裏畫一張毛主席像吧,就畫天安門城樓上挂著的那一張。” 後來畫出來一看,一模一樣,一片叫好聲,引來附近的領導都來看。以後有什麼紀念活動,印刷廠的隊伍最引人注目,頭前是毛主席肖像,隨後是《毛主席去安源》。工人師傅做個大木匾,安上轱轆,眾人推著走在大街上,意氣風發。後來廠領導要求做一些大板子,把廠房、廠區,能挂的地方全都挂上,全都畫上畫。正是因為這樣的機會,楊力舟和王迎春才不至於荒廢了學業。1967年,這對情侶在患難與共中結為生活伴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