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期盼

       引子

       也是一種巧合，採訪王迎春恰好趕在紀念抗戰勝利60週年之際，話題直奔《慰安婦》。

       我曾在中國美術館裝修一新、重新開放後的首個展覽上讀到《慰安婦》原作，一組4幅，少女民婦，吶喊于血雨腥風中，飽嘗難以名狀的屈辱。我駐足畫前，凝視良久。我相信每一位有思想的成年觀眾都會為這組作品所感染。

       一年之後，我再次於全國政協舉辦的“當代國畫優秀作品展北京20名家”展覽上讀到《慰安婦》，又是一番感受。在國家最高美術殿堂上欣賞當代最優秀的國畫作品，讚嘆與感慨並存。單從題材上看，緊扣時代脈絡、反映重大題材、重大事件，情係民族之興盛衰敗之作少之又少，難得《慰安婦》獨樹一幟，更難得如此醒世之作出自女畫家之手。前有周思聰的《礦工圖》，後有王迎春的《慰安婦》，為數不多的女性大畫家卻為國畫園地增添了不可多得的時代篇章。

       聽命良知

       《慰安婦》醞釀于2000年，成稿于2002年，歷時兩年有餘。

       誘因純屬偶然，王迎春于電視節目中留意到一則報道：抗戰時期的山西壽陽縣被日寇佔領，十七八歲的少女遭受蹂躪、輪姦，成為日本兵的泄欲工具。歲月滄桑，當年的妙齡少女如今成了老太太，由十七八歲到七八十歲，在漫長的歲月裏忍辱負重。面對電視鏡頭，四五位老人欲哭無淚，平靜地講述著當年的遭遇，由此改寫了一生的命運，使其飽嘗人間辛酸，孑然一身。當年她們不堪忍受日本兵的蹂躪，曾設法逃跑，被抓住之後打得死去活來。僥倖逃脫魔掌者隱姓埋名，背井離鄉，當保姆、打零工，終生不嫁，默默生活在社會最底層。

　　   王迎春生於太原，老家與壽陽緊鄰，鄉下有許多親朋故舊，也便有許多牽掛。這則報道在她心中引起巨大波瀾，久久地難以平靜。一個農村少女，正當花季，出身貧苦，命運突然間為戰爭所改寫。作為人、尤其中國的女人，有誰能將命運攥在自己手裏呢？要麼戰亂頻仍，兵燹惹身；要麼三從四德，夫權難違。唯有新中國還女性以自尊，有了平等參與社會、享受生活的權利，其來之不易，理當珍惜。而珍惜存在於比較之中、存在於清醒的歷史認知和自覺維權。世界婦女大會選擇于中國召開，要能把慰安婦請到講壇上該有多好啊！整整60年，她們未能得到應有的尊重與補償。相反，日本政客一再粉飾和掩蓋侵略罪行，極大地傷害了各受害國人民的感情。

　　   藝術家較普通畫家要高出一個層次，藝術水準、學術地位固然不同，也在於良知、德行之高低。生活中，你到底對哪一類事物、事件感興趣？當今書畫市場熱鬧異常，畫家們扎堆兒便是議論誰誰又買了新車、又置了新房，誰誰的畫價一個勁飛漲。也正在這樣的檔口，王迎春選擇了《慰安婦》。

　　   看罷電視節目後她難捺激情、憤懣于胸，不吐不快，為屈辱感所刺激而産生了強烈的創作衝動。

　　   轉過年來，她出訪巴黎，順路去德國、荷蘭、瑞士、意大利、比利時、西班牙等國參觀考察，一路上總在醞釀、思考創作構想，有針對性地觀摩各大博物館、美術館中的歷史名作，古代的、近代的，有無同類題材可資借鑒？何種語言有助於啟發內心的創作靈感？那怕雕塑，也能從中汲取營養，獲得啟迪。

　　   偉大的藝術品是這樣一種果實：它使那些漂泊不安的心靈與之發生交流，以其神秘的力量呼喚人性的光輝，從而強化其內心的崇高感。王迎春參觀過的一組羅丹雕塑便給過她這樣的感受。

　　   出訪歸來，她進入創作狀態。有許多難題要解決。採取什麼樣的繪畫語言？選擇什麼樣的角度進入？都曾令她幾多躊躇、幾番掂量。繪畫是一種瞬間藝術，它可以反映生活真實，卻也很難再現歷史現狀。“一旦用寫實手法表現生活真實，便會比真實本身減弱許多。”這是王迎春的經驗。慰安婦是戰爭帶給中國乃至亞洲各受害國人民的一段歷史屈辱，有人要揭露它，有人欲掩蓋之，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一直塵封于檔案館、淹沒在現實生活中而鮮為人知。為著創作，她找尋和翻看了有限資料，那裏有日本兵自己拍下的鏡頭：一個被捅死的少女，麥秸插在赤裸的下身裏，腸子流在外面；一個少女的褲子被扯下來，日本兵蹲在那裏拍照，少女被迫拎著褲子，扭過頭去，聽憑戲弄……儘管時間已經走遠了，但其留下的震撼絲毫未曾減弱，只要良知未泯，必然振聾發聵。

　　   那麼，用畫筆再現這樣一種歷史真實，果真能喚起國人之反思、果真能引發震撼效果嗎？這既要取決於畫家對題材的駕馭能力，也要取決於觀眾的審美傾向，正是這雙重門檻的無情阻攔，使得重大的、足以承載人類歷史的現實主義繪畫力作難得一見，哪一支畫筆不是避重就輕、捨近求遠呢？

　　   王迎春可以截取老人現今的生活狀態，以其曆盡滄桑的面容入畫，反觀戰爭罪行帶給她們的深重傷害。但如何縮短時間跨度？又怎麼能把讀者帶回事件本身特定的場合中，從而撼動心靈？

　　   撼動心靈，莫忘國恥，正是她欲表達的作品主題。

　　   最終，畫筆還是回到歷史真實和生活本身特定的場景中，以少女民婦入畫，通過青年女性的肢體語言，發出人世間最強烈的控訴、吶喊。

　　   這是一位少女，披散著髮辮，裸露著下身，悲憤地扭過頭去，滿臉鄙夷，既然失去了貞潔，身體便不再可貴，她因保護不了自己而陷入麻木，面前一片空白。人類的家國意識為什麼根深蒂固？因為唯有國家、群體之強大，也才有個體的安全可言。她失魂落魄，欲哭無淚。畫面被處理的落淚如雨，澆鑄于少女破碎的服裝及胴體上，形成強烈的毀滅感而呈現一幕活生生的人間煉獄。

　　   這是一位少婦，扭曲著身軀，夾緊兩腿並機械地以兩手護住陰部。她的痛苦之深，莫可名狀，因為她並非自己，還有丈夫、孩子、家人，日本兵的獸性瞬間毀掉了這一切。她側低著頭，從心底裏發出哭喊，扭動著的軀體是一種多麼無奈的抗爭。人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一群日本兵泄欲之後正在對面欣賞她的裸體與痛苦，儘管畫面中並無他們的影子，卻分明能聽到野獸般的哧笑。

　　   《慰安婦之三》中的女子則幾乎完全被剝光了衣服，唯有上身掛著一縷殘片，這使她羞愧難當，以手掩面，也因此莫辨年齡，唯有發達健壯的肌肉表明她是一位勞動婦女。畫到這裡，王迎春分明已在以淚作畫了，她使筆如刀，兇狠快疾，女子的身體遂出現如雕似塑般的效果。破碎的心炸開了軀體，化作一片血色，女子掙扎于血色中，拼盡最後一絲氣力。她已無隱私可言，只能絕望地聽命禽獸擺布……

　　   這樣，王迎春通過4個人物的不同動作，以4個不同側面強化同一事件，以其多角度、群體性揭示其駭人聽聞，前所未有。以其卓絕的筆墨力度傾吐了內心的憤懣與渴望。

       並非偶然

       她的渴望由來已久。

　　   1942年，王迎春出生於日本人佔領下的太原，小時候聽到的全是哭泣聲，戰爭恐怖帶給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們永遠難以拂去的噩夢，東家又死人了，西家又出事了，一個小女孩成天被嚇得驚魂未定。母親曾講，日本兵把守著城門，中國人出入要向他們鞠躬，誰要不鞠躬，“啪啪”就是兩嘴巴子。

　　   4歲那年，太原城裏仍然籠罩著戰爭恐怖，她溜到街上看熱鬧，但見一片屍體，血流成河。飛機來了，狂轟濫炸，姥姥飛奔而來，拉著她就跑，聽到炸彈的呼嘯聲趕緊將她撲倒在地，炸彈響過之後拉起她再跑，直到危險過去。在那一刻，平日裏柔聲細氣的姥姥變得剛強無比、力大無比，一如英雄一般。

　　   在姥姥的拉扯中，她使勁地跑呀、跑呀，直到跑進新中國。命運也在冥冥中註定了，革命英雄主義早早地落地生根，在其心靈中長成大樹，引領她在畫壇中跑呀、跑呀，直到跑進當代人物畫創作之一流團隊中，渴望用她的畫筆揭露戰爭罪行，倡導和平意識，讚美時代，謳歌英雄。

　　   藝術觀一定會生長在人生觀的土壤裏，而人生觀離不開特定環境、特定時空。每個人都有其特定的精神歸宿，藝術便是對這種歸宿的詮釋和傾訴。王迎春發問道：“藝術和國家利益、民族情愫、時代進步沒有關係嗎？如果有，藝術家之使命和責任不也就在其中了嗎？”

　　   王迎春在家鄉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15歲初中畢業後離開太原，求學于西安美院附中。同時考入這家美院的還有家鄉的一個男孩子，叫楊力舟。也就從她們那一屆起，西安美院開始實行9年制，附中4年、大學5年。在最好的年齡段裏，以9年這樣一個時間跨度打基礎，作為人物畫家，尤其造型能力上的鋪墊，為其後來揚名畫壇，雙雙考入中央美院首屆研究生班奠定了基礎。

       王迎春的老師是劉文西，這是一個立志一生畫陜北的人。“立志很重要嗎？”她這樣問過老師、也問過自己。她心目中的創作主題又是什麼？在太原，她畫工人、畫小人書，漫無目標，什麼都畫。在陜西，重點則轉向畫農村、農民。學校跟隨著運動走，動輒把學生拉到農村，僅“四清”期間一呆就是8個月。大躍進、放衛星。種豆子、割麥子。一年裏有大半時間與農民打交道。

       更何況多數同學來自農村，多數老師也出身於農村。學校裏吃的、用的、看的、想的幾乎全來自農村。後來，重大的創作題材之外，她也畫一些輕鬆隨意的小品畫，娃娃和羊羔之類，素材便來自於她對農村生活的了解與熱愛。
 
　　   一個女孩子，從小就有藝術細胞、繪畫天分，五六歲看戲，回家後就能學著戲中人打扮自己，嚮往長大後當演員、演小姐，穿得很漂亮。對美的追求與生俱來。喜歡上繪畫之後自然要表達這種嚮往，畫仕女、美人，畫梁山伯與祝英臺，畫《紅樓夢》裏的少男少女。上初中時已能畫得很好了，同學羨慕、老師鼓勵，順勢報考了西安美院附中。

　　   人是很複雜的，因為社會複雜，生活充滿變數。學校推行蘇式教學框架，她也一直喜歡蘇聯近代油畫作品。從內心接受了文藝為政治服務，大力歌頌工農民眾這樣一種藝術主張，由此改變了原有的審美傾向，喜歡畫領袖、畫英雄，熱衷歷史題材和革命英雄主義題材，由世俗化的唯美一變而為英雄美、時代美、陽剛之美，作品不像出自女孩子之手，其大氣堂正，猶勝男性。

　　   那時西安美院設在長安縣城郊外的一道山坡上，周圍全是農村，視野開闊，非常漂亮。春天來了，坡地綠了，鳥在樹叢中飛翔。樹葉是春天吐出的氣息，嫩綠透明，輕盈欲飛。一群少男少女便在這樣的環境裏圓著他們的夢。附中三年級，專業課以外，王迎春開始嘗試獨立創作，起稿構圖，勉為其難。楊力舟自告奮勇説：“我幫你畫！”由此開始了他們的早期合作，作品完成後發表于《西安畫報》，喜悅之餘萌發了戀情。

　　   後來，王、楊二人以“混合雙打冠軍”、“最佳黃金搭檔”著稱畫壇，有著奇跡般的“聯手”——聯手考入中央美院國畫係研究生班；聯手加入籌建中的中國畫研究院；聯手創作了《黃河在咆哮》等精品力作，在美術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更以《太行鐵壁》聯手摘得第六屆全國美展金獎……

　　   關於他們的結合和作為，坊間有各種傳聞，王迎春的答覆是：“我們倆的合作是對等的，在一張畫裏把各自的長處發揮在一起，優點加優點、長處加長處，強強結合，非常默契。”

　　   早在1972年，王、楊聯手創作了油畫《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毛主席在晉綏日報講話》，入選全國美展，是其成名作，標誌著合作形式、作品選材等均進入定型期，從而信心倍增，志向高遠，于沃野寬厚的大西北譜寫美術佳話，是為藝術連理枝，畫壇長青樹。

　　   這一年王迎春30歲整，以其才華及潑辣渾厚的繪畫風格嶄露頭角，贏得榮譽，與楊力舟一起雙雙調入山西省文化局美術創作組從事專業創作。

       找回自己

　　   採訪之前，我只是在公眾場合見過王迎春幾面，未曾晤談。圈裏圈外她有許多仰慕者，包括我，仰慕她的才華、她的堅毅、她的付出……大型創作，尤其人物畫創作、重大題材創作，若無奉獻和付出精神，沒有人可望成功，哪怕你再有才華。大創作一定要有大胸懷、大氣魄，誰也不可能一邊想著車子、票子，一邊還能筆底波瀾，試圖成為時代的歌者。王迎春寫道：“真正的藝術品在創作過程中是不計成本的，無論傳統經典或是西方現代繪畫，凡是足可載入史冊之作莫不如此，不可能用一平尺多少錢來計算，米開朗基羅的《大衛》不可能用工時計算其價值。真正的藝術品要靠時間給出結論，要經得起歷史長河的檢驗。一個藝術家能做的便是守住良知，尊重內心的真實感受、真實聲音，並使這種聲音追隨民族振興的主旋律，成為時代進步的和諧音。”

　　   這是她在創作《慰安婦》期間寫下的一段感言。在特定時期，《慰安婦》的誕生完全是一種逆向思維，包括她的朋友都感到不可思議，很不理解。為什麼？圖什麼？《慰安婦》的正式創作週期為半年，醞釀期則更長，這期間並無任何雜念，全然沒有考慮能否入展、評獎，更沒有想到能否為市場所接受，一心只想畫好這張畫，揭示一段歷史真實，傾訴一種民族屈辱，表達一份強國之音。

　　   她在激憤中獨自走過半年。她在畫室裏默默耕耘半年。怎麼就想到了電影《農奴》？想到幾千年來中國婦女的命運，禁不住淚流滿面。想到農村老家的姐妹們，那些世界上最為淳樸可親的人們卻總是承受著至難的艱辛與沉重，她能為她們做點什麼……就這樣，在痛苦的煎熬中，她飽含著熱淚完成了《慰安婦》。她付出了，也病倒了，精神抑鬱，不思茶飯，胃也不舒服，情緒和狀態許久都緩不過來，朋友們上門看望，勸她以後別再這樣畫了，畢竟也上了年紀。

　　   《慰安婦》完成于2002年春天，這年她60歲整，距30歲那年發表成名作，已有30年的時間跨度。30年轉瞬即逝，人世間多少故事？哪一種藝術形式能夠真正承載和反映最大多數人民的願望呢？一個畫家所能做的是多麼有限啊！

　　   在公眾場合，我留意到的王迎春面帶微笑，目光柔和，平易而親切，你可以猜想到她年輕時一定非常漂亮，現今卻被歲月換作學者風範，端莊儒雅。她和身材高大的丈夫走在一起，她和新中國的美術事業一同成長。我覺得她很了不起。我在一些文章中一再提到周思聰，可惜她生前我無緣得見。在王迎春身上，我同樣領略了女性藝術家特有的氣質：純粹、執著、高潔，絕少世俗氣和虛榮心，畫的是真性情，做的是本色人。

　　   關於王迎春作品之筆墨造詣，已多有評論家論及，我故點到為止。

       還説《慰安婦》。

　   　此作在總體風格上取水墨寫意，則在身體處理上可避免寫實而發生視覺誤導，雖裸露而無隱秘，以筆墨的衝撞積染造成身體的撕裂感，形成特有的肌體語言，撼人心魄。以傳統水墨技法完成這樣一個繪畫題材，有著極高的難度，從經典之作中很難找到同設想中的效果相吻合的例子，因而只能泛泛借鑒，力求不受任何框框束縛，進入自由王國，獨創一派。既有傳統筆墨，又有現代意識；既有西方繪畫的諸多元素，更有對其它畫種、技法的廣泛吸收，將古今中外可用之法融為一體，理解、消化之後變成全新的語言形式，從而實現藝術歷程上的飛躍，無門無派，無法有法，完全進入狀態後自由宣泄，刀劈斧鑿般，筆筆都是控拆。你看《慰安婦之三》，一條胳膊似乎沒了，所以才血色一片。包括腳掌、腳趾等細部，那種痙攣和扭曲，分明痛苦萬狀，令人不忍猝看。如此筆墨效果，分明是大境界。

　　   王迎春擱下筆，長吁一口氣。不像過去，創作中有許多約束、顧慮，唯有這次徹底放開了，甚至連是否符合中國畫之一般規範都不想，沒有任何效倣別人的痕跡，就是我這一派，我就是原創。

　　   這樣，60歲上，她得以實現藝術上的新飛躍，翻開了里程碑式的一頁。

　　   為此，她已等待了很久、很久。

　　   繼“文武之道、一張一弛”之後，她與楊力舟再接再厲，油畫《向毛主席彙報》和國畫《太行浩氣傳千古》均在全國、全軍美展中展出，為山西美術爭得極大榮譽。或許得益於偏居西北吧，“文革”期間一直沒有丟掉專業，一直沒有放下畫筆，也所以才能抓住一個大機遇。1978年恢復高考，中央美院國畫係招收復課後的首屆研究生，原定招收12人，全國報考千余眾，十數年積壓下的大批美術人才誰能脫穎而出，誰便有望一夜成名。

　　   王母是位家庭婦女，偶爾看報紙，注意到這則招生信息，鼓勵他們也去試一試。這時的王迎春已是2個孩子的母親了，已是地方名人，房子也有了，條件都挺好。見她動了心思，領導趕緊勸道，已經是草頭王了，幹嘛還要到北京扎堆兒，大不了當個徒子徒孫，有那個必要嗎？

　　   又有一個巧合是報考年齡限定36歲，王、楊剛好卡在杠杠之內，感覺上就像老天爺有意要成全他們似的。感覺對於常人也許無所謂，對於藝術家卻是領路的指南、成功的鑰匙。為了藝術，為了走近李可染、葉淺予、蔣兆和，他們決定報考且雙雙得中，重返校園，再次住進了集體宿舍。

　　   現在，當這一切都成為過去時，王迎春深情地對我説：“一個人的作為歸根結底是時代的産物，你能做的不過是抓住機遇而已，不管是稻草還是繩子，先把它抓住再説，然後順勢努力，開發自己。”

　　   求學期間，王、楊聯袂創作了《黃河在咆哮》，獲葉淺予獎學金。4年後創作發表《太行鐵壁》，摘得國家金獎，成為當代人物畫創作中的“雙子星座”。

　　   直到現在，這些作品看上去也還是新、也還是好。我曾聽到一位老畫家感嘆説，王迎春和楊力舟要能一直沿著《黃河在咆哮》的路子畫下去該有多好啊！哪知道生活中充滿變數，很少有人能一條大道走到底。正當兩人的合作進入巔峰期，幾近完美，佳作迭出之際，1984年，楊力舟接到任命，出任文化部藝術局美術處處長，早出晚歸，坐班去了，因為服從組織分配而被迫中斷了兩人的合作。

　　   王迎春則受命出任中國畫研究院業務處長。她後來獨自創作了《金色的夢》，獲第七屆全國美展銅獎，《圓夢》入選第八屆全國美展，《同在春季》參加全國肖像畫展出，如此等等。創作之外，她也嘗試畫小品，牧羊娃、陜北女、可愛的小羊羔以及其他一些隨手採得的題材。她的畫路寬泛，隨性而發，輕鬆隨意。很顯然，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裏，她一直處在調整狀態下，在游離了重大歷史題材和表現革命英雄主義的主導傾向之後，她顯得有些迷離、也顯得有些無奈，直到完成《慰安婦》，這才找回了自己。

       後話：多説幾句

　   　我不知你是否有這樣的體會：當我們在看一道風景時其實也在看自己，唯有把心融入進去，才能看出奧妙，體會快樂。王迎春作為國畫界的一道風景，一直為人們所遠遠地眺望著。世俗和淺薄使我們變得粗心大意，只關心自己，有誰能發自內心地渴望走近他人，學習能人，以補己之短呢？
　　   我這樣説，是因為隱隱約約感到那些真正的優秀人物反而受到冷落，過去是這樣，現在尤其是這樣。我這樣説，是因為擔心這種莫可名狀的冷落給外界以誤導，使不櫛而寒心。當我與王迎春促膝懇談時，我愈加注重的是話題以外的潛臺詞，我注意到她的幾許憔悴。我越是意識到她的優秀就越是祈祝她神情朗然，快樂一生，以確保能有足夠的精力和絕佳的心情再畫幾幅大作。

　　   似乎又回到原點，楊力舟從崗位上退下來了，使重新合作成為可能。做事要有節奏感。做大事要有大環境，還要有心態和靜。我相信若以王迎春創作《慰安婦》那樣的氣度，排除雜念，全力投入，則迎接新的起點指日可待。我相信這決非我一個人的期待。天才的畫家及天才的作品必定會維繫于很高的社會層面上，為世人所關注。採訪中，我與王迎春討論了王、楊再度聯手的可能性。她出口謹慎，似有保留，只是説，大創作要具備多種條件，要有感而發，摒棄功利意識，不為展出、評獎，也非政治任務，而只需發自內心，不畫不行了、激情難捺了、非畫不可了，這樣才能出力作、大作。而這種激情需要孕育，需要各種因素的碰合、推動。

　　   “好在”，她説：“上帝畢竟還給我們留下一塊時間。”

　   　好在，樹葉落盡之後還會長出新的葉子，而且樹也隨之長高了。春天在即的時候，總會帶給人們新的期盼。